清朝新政教育改革1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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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新政教育改革14篇清朝新政教育改革　　第11章维新运动到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一、维新教育的渐次推进1.早期改良派的教育主张早期改良派是19世纪70年代后逐渐形成的一个思想群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清朝新政教育改革14篇,供大家参考。

清朝新政教育改革14篇

篇一：清朝新政教育改革

　　第11章维新运动到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一、维新教育的渐次推进1.早期改良派的教育主张早期改良派是19世纪70年代后逐渐形成的一个思想群体。他们都把改革封建传统教育制度，培养新型人才作为实现整体改革方案的基础，他们在文化教育上的主张大致可归结为如下几个方面：（1）全面学习西学早期改良派将近代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推进了一步，认为西学的内容非常丰富，要求扩大向西方学习的规模和领域，深化学习的层次。在一定程度上，早期改良派是用人类整体文化的观念来考虑中学和西学的关系，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教法度应该择善而从，不应该有古今、中外、华夷的区分，完全突破了民族文化本位观念。（2）改革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受到了早期改良派的批判，但并未遭到彻底否定。早期改良派仍主张保留科举制度的形态，甚至在他们设计近代学制时还考虑到与科举制度接轨。（3）建立近代学制在早期改良派中，较早勾画出中国近代学制轮廓的是郑观应。他提出仿照西方学制设立小学、中学、大学的三级学制系统，大、中、小学均采取班级授课的形式，规定学习年限各为三年，以考试的结果为升学的标准。鉴于当时的现实，他提出了“变通”的方法，即将科举制的进士、举人、秀才的三级科名与大、中、小三级学校相配合，并将各省、府、县的书院改为学堂。他是国内最早倡导改书院为学堂的人。郑观应设想的这个三级学制系统，实际上是以中等教育作为正规学制的起点的，学制中的“小学”已略相当于中等教育的起始程度。而“各乡亦分设家塾、公塾”，初等教育主要在家塾、公塾中进行，未纳入正式学制系统，不规定学习年限，学生通过考试才能进入“小学”。从入“小学”就开始实行分科教育，分文、武科两大类，文科类有六科：文学、政事、言语、格致、艺学、杂学；武科类只有陆军和海军两科。这种学制设想虽然还显得粗糙，且明显有和科举挂钩的痕迹，包括三年学制年限也和科举三年一试相通。但它反映了早期改良派要求系统地改革封建教育体制的思想，也远远超出了洋务派教育实践的水平，克服了洋务学堂孤立、分散和应急性的特点。（4）倡导女子教育在近代西方男女平权观念的影响下，早期改良派最早关注起女性的社会地位。到甲午战争前夕，他们普遍发出了重视女子教育的呼声。正是有早期改良派的教育思想启蒙，才会导致甲午战争后维新教育思潮的一触即发，并迅速转化为维新教育运动。2.维新教育实践中日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加深，资产阶级领导的维新运动蓬勃兴起。所谓维新，就是在保留满清皇权的前提下，用和平的方式进行自上而下的改良，建立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维新派普遍认为改革教育、培养新式人才是实现变法维新的基础，因此，维新教育实践活动便成为维新运动的基本内容。（1）兴办学堂维新性质的学堂包括以下两类：第一类是维新运动的代表人物为培养维新骨干、传播维新思想而设立的学堂，著名的有万木草堂（1890）、湖南时务学堂（1897）。第二类学堂是在办学类型与模式、招生对象、教学内容等某个或某些方面对洋务办学观念有所突破，领风气之先。著名的有北洋西学堂（1895）与南洋公学（1896）、经正女学（1898）。

　　其他具有维新性质的学堂如严复协助张元济在北京创办的通艺学堂（1897）、徐树兰捐资创办的绍兴中西学堂（1897）、谭嗣同发起创办的浏阳算学馆（1897）等也都较为著名。

　　（2）兴办学会与发行报刊维新派还通过创办各种学会和发行报刊来宣传维新思想。著名的有1895年8月康有为与陈炽在北京发起并筹资创办的《万国公报》（后更名为《中外纪闻》）、在上海创办的《强学报》，梁启超在上海创办《时务报》，严复在天津创办《国闻报》等等。总之，维新派以学会为阵地，以报刊为传媒，讲西学，论国事，宣传变法主张，抨击封建势力，进行维新思想的启蒙，与维新学堂相互补充，起到了扩大教育面，开民智、新民德的作用。使不少人逐渐认识到维新变法的意义，参加和支持变法，扩大了维新变法运动的社会基础。3.百日维新中的教育改革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国家面临瓜分危局。康有为等维新派人物大声疾呼，力陈变法图存。1898年6月11日，支持变法的光绪皇帝发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维新变法，这次变法仅持续了103天，史称“百日维新”。光绪皇帝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法令，使甲午战争以来维新人士的变法要求一变而为朝廷的施政措施，维新运动被推向高潮。其中教育改革是一个重要方面，主要内容有：（1）设立京师大学堂1896年6月，刑部侍郎李端棻在《请推广学校折》中首次向朝廷正式提出设立京师大学堂的建议。此后，康有为、王鹏运等也多次奏请开办京师大学堂，光绪帝也准其建立，但因奕和大学士刚毅等人的反对而搁置。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在《明定国是诏》中即特别提出开办京师大学堂，在此严令下，总理衙门委托梁启超草拟《京师大学堂章程》于7月3日上报，光绪帝当即批准，并派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孙家鼐为管学大臣，管理京师大学堂。后经孙家鼐提议，分设中、西学总教习，聘许景澄为中学总教习、丁韪良为西学总教习。“戊戌政变”中京师大学堂以“萌芽早，得不废”，继续由孙家鼐筹办，于当年11月正式开学。戊戌政变后，慈禧下令恢复八股取士，大学堂又被学生当成了科举准备的场所。1900年，京师大学堂毁于八国联军战火，1902年恢复开办，并被纳入清末学制系统，规模也逐步扩大。（2）废除八股考试、改革科举制度1898年6月23日，光绪皇帝下诏废除八股文，改试策论。八股废除后，人们不得不寻求新的学问，促进了西学的传播。7月23日，光绪皇帝下诏催立经济特科，以选拔维新人才，加强了科举和现实的联系。百日维新失败后，八股考试制度虽然又被恢复，但由于人们已经开始向往新式教育，参加考试的人数大大减少。（3）实力讲求西学，普遍建立新式学堂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令各省督抚督饬地方官将各省府厅州县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的新式学堂。百日维新期间，还计划设立铁路、农务、茶务、蚕桑等实业学堂，广派人员出国游学游历，设立译书局和编译学堂，奖励开设报馆，开放言论，书籍、报纸免税等。百日维新中的教育改革措施，反映了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主张和愿望，对封建传统教育产生了强大冲击，虽以失败告终，但对于促进思想解放起到了积极作用。二、维新代表人物的教育思想维新代表人物的教育思想和早期改良派的教育主张一脉相承，但由于国家危机严重，他们的要求更强烈，表达更明确，理论也更系统。1.康有为的教育思想康有为，广东南海县人，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人称南海先生。他是戊戌变法运

　　动的领导者，是我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人物之一。但是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却并未跟上时代步伐，逐步堕落为保皇派。

　　（1）维新运动中的教育改革主张康有为对教育改革的迫切愿望源于对教育作用的认识。维新运动中，他无论上书还是呈折，都常将兴学育才作为维新救国的基本保障加以强调。他提出教育改革的主要措施有：①废八股考试，改试策论，等学校普遍开设后，再废科举。②大力创办学校，改变传统的教育内容，传授科学技术，培养新型人才。为了更快更有效地学习西学，他还提出了派遣留学生、翻译西书等建议。作为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的上述建议直接影响了百日维新中的教育改革措施。（2）《大同书》中的教育理想《大同书》是康有为的代表作之一。在书中，康有为创造性地描绘了一幅“大同”社会的蓝图，体现大同世界人人平等，教育普及，施教合理，使人健康发展的远景。康有为在《大同书》中主张废除私有制和等级制，论述了理想的学制体系，包括人本院、育婴院、小学院、中学院、大学院；倡导“公养”、“公教”，每个社会成员都有权享受教育，皆为公费；重视学龄前教育；主张男女教育平等；指出对儿童应实行德、智、体、美诸方面的教育等，在当时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对传统封建教育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康有为《大同书》中教育理想的观念背景，是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和近代空想社会主义的综合体，带有明显的未来乌托邦色彩。2.梁启超的教育思想梁启超，广东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他是康有为的弟子，深受康有为维新变法思想的影响，在“百日维新”期间，力助康有为倡行新法新政。其教育代表作有《变法通议》、《湖南时务学堂学约》、《教育政策私议》、《论教育当定宗旨》等。其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论教育作用和宗旨梁启超认为国势强弱随人民的教育程度而转移，但其思想的突出之点是在维新变法期间，即明确地将“开民智”与“兴民权”联系起来，为“兴民权”而“开民智”。他认为“权与智相倚者也，昔之欲抑民权，必以塞民智为第一义，今之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这在一定程度揭示了专制与愚民、民主与科学的内在联系。基于“开民智”的思想，梁启超提出教育的宗旨应该是培养“新民”。他认为传统教育最大缺点是培养的人缺乏国家观念、公共观念和自治观念，只求个人完善，或者就想升官发财，奴性、作伪、自私、怯懦、麻木是人们的通病。他要求培养的新式国民具有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新的特性和品质，诸如国家思想、权利思想、政治能力、冒险精神以及公德、私德、自由、自治、自尊、尚武、合群、生利、民气、毅力等。可以看出这种新民正是具有资产阶级政治信仰、思想观念、道德修养和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知识技能的新国民。（2）维新运动时期的教育改革主张维新运动时期，梁启超的教育改革主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变科举、兴学校甲午战争后不久，梁启超即提出了变科举、兴学校的系统主张，并设计了上策、中策和下策三种方案以供采择，其中上策是将科举合并于学校，这实际上是一套废科举兴学校的方案，除保留科举的各级科名外，科举实体已不复存在。②师范学校，群学之基1896年梁启超于《时务报》上发表《变法通议·论师范》，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首次专文论述师范教育问题。他主张参照日本并结合中国的国情设置师范学堂，在办理大学堂之前，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同时设立小学和师范学堂，师范学堂的学生同时兼任小学堂的教习，

　　以后逐步提高师范生的程度，以至于可以担任中学堂和大学堂的教习。师范学堂的课程应包括“六经”大义、历朝掌故、文字源流、列国情状、格致专门、诸国文字等基础学科。另外，他认为有关“诲人之术”和“为教之道”的微言妙义，已略具于中国古代的《学记》，应加以发掘利用。梁启超倡导师范教育，不仅是从教师职业的特殊性出发，强调对教师进行专门培养，更重要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广设师范学校，统一课程设置，培养一批在知识结构和思想观念上都符合维新要求的新教师，推动维新教育活动的全面开展。

　　③倡导女子教育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女学》中系统论述了女子教育问题，从女子自养自立、成才成德、教育子女、实施文明胎教等方面揭示了女子教育的必要性。认为接受教育是女子的天赋权利，也是男女平等的保障，他提出女子有耐心、喜静、心细等特点，与男子相比，各有所长，可以相互补充，中国应充分开发和利用女性这一巨大的人才资源。④改革儿童教育梁启超对中、西教学方法进行了比较，撰成《变法通议·论幼学》一文，倡导对中国儿童教育进行改革。他指出西人强调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循序渐进，而在中国则与之反；西人重视理解，而在中国注重识记；西人注意直观教学，实物教学，而在中国只注重言语文字。他建议中国应从编写儿童教学用书入手对儿童教育进行改革。同时反对体罚，强调减少课时，充分开展有益于儿童身心发展的课外活动，如参观、游戏、体育、音乐等。（3）介绍西方学理，指点教育新政①论学校教育制度梁启超主张以新的学校体系代替科举制度，提出中国学制模仿日本的学校制度，根据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把教育划分为四个阶段：5岁以下为“幼儿期”，受家庭教育或幼稚园教育；6～13岁为“儿童期”，受小学教育；14～21岁为“少年期”，受中等教育或相应的师范教育、实业教育；22～25岁为“成年期”，受大学教育，大学教育分文、法、师范、医、理、工、农、商诸科。根据学生身心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来确定学制的不同阶段和年限是近代西方教育心理研究的成果，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最早系统介绍和倡导这一理论的人。②论教育经费梁启超还通过对日、德、英、法等国教育经费制度的介绍分析，归结出这些国家在义务教育阶段的经费筹措原则，建议清政府采取如下办法，筹措经费，推行普及教育：第一，小学教育经费由公产所入支办。第二，学校所在的各级区域，如市、乡镇直至下属的更小区域，都应设立教育会议所，由本区域居民选举出若干人作为教育议员，考查该区的办学实绩，负责教育财政、庶务等，地方行政长官不得干预。第三，学校税为法定税收项目，如有违抗不肯交纳者，则由当地教育会议所禀官，依法究取。梁启超在维新变法和清末新政前期提出的许多教育改革建议多汲取了西方教育的新知学理，措施具体而观点新颖，在中国教育近代化发展的许多方面起到了思想先导的作用。3.严复的教育思想严复，字又陵，又字畿道，福建侯官人，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首次把进化论的思想传播到中国，提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其在教育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原强》、《救亡决论》、《西学通门径功用说》，《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论教育与国家的关系》等。主要教育思想如下：（1）培养德、智、体兼备的真国民严复是中国近代从德、智、体三要素出发构建教育目标模式的第一人，并从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和优胜劣汰的国际竞争形势对这一教育目标模式进行了论证。严复认为一个国家的强弱，取决于国家的民力强弱、民智高下和民德的好坏，要以新的德、智、体三育武装国民，

　　取代以儒学为中心的封建时代的教育。严复在《原强》中首次阐发了他的“三育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所谓

　　“鼓民力”就是提倡体育；“开民智”就是要全面开发人民的智慧，其核心是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取士和训诂辞章之学，讲求西学；“新民德”主要是从改变传统德育内容，用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取代封建伦理道德，培养人民忠爱国家的观念意识。

　　（2）指摘八股考试，比较中西学风在严复的德、智、体三育体系中，智育处于基础地位。他认为中国所面临的愚、贫、弱三方面的问题中，“愚”是最基本的问题。“开民智”直接可以治愚，间接可以“鼓民力”和“新民德”，因此是救亡图存的突破口和当务之急。而在八股考试主导下的封建教育不仅不能启迪人的智慧，反而“适足以破坏人才”。在《救亡决论》中，严复详细分析了八股式教育的三大弊端：其一是“锢智慧”，其二是“坏心术”，其三是“滋游手”。据此，他大力倡导废除八股而学西学。严复还通过中西学风对比，对中国传统学风进行反省和批判：首先，西学提倡独立思考的精神，不因循古人的见解，不盲从别人的结论，而中学注重知识的积累，崇尚述而不作。其次，西学贵于采用观察、试验、实测、归纳等实证的方法独创新知或对前人的既成之论进行验证和质疑，而中学沉湎于对古训的考释求证，演绎发微。传统学风和近代科学精神的格格不入，不利于西学的广泛传播。严复希望通过思维方式的训练来改变这一学风，他翻译《穆勒名学》和耶芳苏的《名学浅说》正是出于这一想法。（3）体用一致的文化教育观在确立中国未来文化教育发展的基本原则上，严复强调“体用一致”。甲午战争后，他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等文章，通过中西文化的比较，明确肯定了西方文化的先进性和优越性，倡导对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要一体学习。他的“体用一致”思想虽然表现为“全盘西化”和西学自成体用的倾向，但在当时多数人都故步自封的情况下，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严复是维新巨子中绝无仅有的一位学贯中西的人物。他的论述都能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进行深入的分析，从历史演变的规律和学理上进行阐述。因此其“德智体三育论”和“体用一致”的文化教育观等都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并初具理论形态。三、清末新政下的教育改革1.清末学制的建立清末颁布学制始于《钦定学堂章程》而成于《奏定学堂章程》。（1）“壬寅学制”与“癸卯学制”①壬寅学制1902年，管学大臣张百熙主持拟定了一系列学制系统文件，统称《钦定学堂章程》。因该年为壬寅年，又称“壬寅学制”。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以中央政府名义制定的全国性学制系统，具体规定了各级各类学堂的性质、培养目标、入学条件、在学年限、课程设置和相互衔接关系。“壬寅学制”公布后未及实行，很快被“癸卯学制”所取代。②癸卯学制1904年1月，清政府公布了由张百熙、荣庆、张之洞主持重新拟订的一系列学制系统文件，统称《奏定学堂章程》。因公布时在阴历癸卯年，又称“癸卯学制”。这是中国近代由中央政府颁布并首次得到施行的全国性法定学制系统，较“壬寅学制”更为系统详备。癸卯学制主系列划分为三段七级：第一段为初等教育，分为蒙养院四年，初等小学5年，高等小学4年，共三级13年；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仅设中学堂一级，5年；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分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3年，分科大学堂3～4年，通儒院5年，共三级11～12年。横的方面除直系各学堂外，另有师范教育及实业教育两个系统。

　　（2）清末学制的半资本主义半封建性清末学制的制订是中国近代学习西方教育的系统性成果，是近代中国教育改革的承前启后之作，在中国教育近代化发展中具有标志性意义。清末学制直接参考了日本学制，间接吸纳了欧美的学制，反映了近代资本主义教育的诸多特点：学制整体结构仿照西方流行的三级学制系统模式；规划了义务教育（强迫教育）的目标，反映了对教育普及性的要求；在教育目标上确立了德、智、体三方面素质协调发展的“三育”模式；设置了众多的实业学堂，以适应和推动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重视师范教育，加强了教师的职业训练；将分年课程规划、班级授课制作为基本的教学组织形式等等。学制又表现出一些局限性：延续时间过长，总计30年之久；在课程设置上，传统的中国经学教育内容仍占很大比重；学校管理上具有浓厚的封建性；仍没有女子教育的位置。由上不难看出，清末学制包含了资本主义和封建性因素，是传统性和近代性的综合产物。（3）清末学制的补充与修正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实施中的问题，癸卯学制颁布后又作过一些补充和修正，影响较大的有：①在学制中开放了“女禁”。1907年，学部颁布《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这是我国女子教育在学制上取得合法地位的开始。②针对民间关于初等小学堂难于按章程规定普及的议论，1909年颁布了《变通初等小学堂章程》，规定可以根据师资和入学对象的情况，原《章程》中初等小学完全科的部分课程可以删减，初等小学简易科的年限可缩至4年或3年，课程更为简缩。这些补充和修正措施有助于扩大教育的对象和范围，促进了新式学堂的发展。③1909年对中学制度进行调整，实行文、实分科，课程各有侧重。2.废科举、兴学堂科举制度从改革到废除共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是改革科举内容；第二步是递减科举中额；第三步是完全废止科举。1905年8月，清廷下诏“立停科举以广学校”。乡试、会试一律停考，各省岁科考试也随即停，至此，实行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终告废止。科举废除，意味着由封建王朝扶植的“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教育体系的彻底崩溃，旧式学校或消亡、或改制，而对新兴的近代教育事业来说，则意味着消除了最大的障碍，各地纷纷开始兴学，出现了中国近代史上难得的兴办新学的热潮。3.改革教育行政体制，厘订教育宗旨（1）改革教育行政体制1905年底，清政府效仿日本文部之成规，正式建立学部，作为中央教育行政机构，下设总务、专门、普通、实业、会计五司，司下设科，另设司务厅负责内勤。学部的直属单位还有编译图书局、京师督学局、学制调查局、教育研究所、高等教育会议所。1906年4月，清政府根据学部奏请，决定各省裁撤学政，改设提学使司，统辖全省学务。提学使司的办公机构称学务公所，下设总务、专门、普通、实业、图书、会计六课。1906年，学部奏定，在各厅、州、县建立劝学所，管辖本地学务，设视学一人，由省提学使委派曾出洋留学或曾习师范者担任，地方官监督办理学务。自此，从中央到基层的教育行政体制遂告建立。（2）制定教育宗旨1906年3月，根据学部的建议，清帝下谕，正式确定以“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为教育宗旨，体现了“中体西用”精神。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正式颁布的教育宗旨。宗旨的前两项强调维护君主专制制度和儒家礼教，体现封建教育的根本性质。后三项分别与德育、体育和智育对应，但出发点都是国家本位的。“尚公”强调国家利益和公民道德，“尚武”的目的是强兵，“尚实”的目的是使国家富强。至于对个人品质健全发展及个人生活改

　　善的需求，这个教育宗旨根本就没有顾及，这也是中国传统封建教育的基本特点所在。4.留学教育的勃兴在清末新政的激励下，近代留学教育在进入20世纪后骤然勃兴，首先是在1906年前后

　　形成了规模盛大的留日高潮，其次是在1908年美国实行“退款兴学”政策后留美潮流逐渐兴起。

　　（1）留日高潮的兴起由于甲午战争的刺激，中国的士大夫们开始寻求日本迅速强大的原因，发现日本早期派遣的大量留学生对日本的富强起了重要作用，中国也必须仿效。并以日本路近费省，中日文字接近易于通晓，西书已由日本择要翻译、刊有定本，日本的风俗习惯近似于中国等原由，认为应将日本作为中国派遣留学生的首选国，并通过各种途径向日本派遣留学生。这样到1901年1月清廷议行新政前，到日本留学的学生应不下200人。1901年议行新政后，清政府多次倡导留学，1903年清政府公布《约束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明确了对留学毕业生给予相应的科名奖励办法，留日学生逐年增多。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后，士人为寻求新的出路，纷纷涌向日本，形成留日高峰。清末留日归国学生虽然在输入近代西方科技方面整体层次不高，但他们充实了新式学堂的师资，壮大了实业技术人才的队伍，翻译了大量日文西学书籍，较广泛地传播了资本主义思想观念。特别是以留日学生为骨干形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群体，促成了辛亥革命的爆发，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产生了重大影响。（2）“退款兴学”与留学潮流的转向1901年《辛丑条约》规定，中国付各国战争赔款共计白银4.5亿两，从1902年到1940年分39年还清，本息总计达9亿多两，因事出中国庚子年，史称“庚子赔款”。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决定从1909年起，将美国所得庚子赔款的一部分以“先赔后退”的方式退还给中国，并和中国政府达成默契，以所退庚款发展留美教育。美国的这一举动后来被部分相关国家仿效，这就是所谓的“庚款兴学”或称“退款兴学”。为了实施庚款留美计划，中国政府专门拟定了《遣派留美学生办法大纲》，规定在华盛顿设立“游美学生监督处”作为管理中国留美学生的机构，在北京设立“游美学务处”，负责留美学生的考选派遣事宜，并从1909年起实施。游美学务处在直接选派留美生的同时，又着手筹建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民国成立后改称清华学校）。清华学校学生经过8年的高强度学习，到美国后一般可进入大学三年级学习，大部分人都能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后回国。清华学堂对提高中国留美学生的层次和系统引入西学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退款兴学”，美国确实达到了“把中国的留学潮流引向美国”的目的，1909年之后，留美人数逐年增加，中国留学生的流向结构从此发生了重大变化。四、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戊戌变法的失败和八国联军的入侵，使许多人对清政府由失望而变为反对，反清情绪日增，革命声势日涨，革命逐步代替改良而成为时代的主流。资产阶级革命派也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革命宣传和革命教育活动，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1.批判封建教育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挑战封建皇权的姿态，对封建文化教育进行无情鞭挞和批判，抨击封建专制主义教育是剥夺人权的奴隶教育，清朝统治者所开设的学堂都是奴隶学堂，所用的教科书都是奴隶教科书，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各色各样的奴隶。尽管从文化发展和教育变革的长远观点看，这些批判还有潜在的偏颇性，但对引导人们认清封建教育的本质，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将近代思想启蒙的进程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境界。2.革命与改良政治论争中的教育定位戊戌政变后不久，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即因政治路线的不同而发生争论。双方各以

　　《民报》和《新民丛报》等报刊为主要阵地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论争中涉及到教育问题，对教育的不同定位是两派争执的焦点之一。

　　（1）改良派的观点改良派以中国人民受教育程度普遍低下，愚昧无知，缺乏治理国家的基本能力为理由，极力反对革命，推行共和。主张当务之急是发展教育，开通民智，提高人民的文化程度和素质水平。至于国家政体则由开明专制而君主立宪，通过渐进改良的方式最终实现民主共和。他们认为在人民素质没有普遍提高之前，就采取暴力革命的方式强行建立共和制，将有导致国家民族灭亡的危险。（2）革命派的观点革命派并不否认教育的作用，但认为改造中国的第一步只有革命，先以革命的方式推翻专制腐败的清政府，建立起民主共和国，才能谈得上发展教育和其他事业。在对待教育与革命的关系上，革命派认为应分清轻重缓急，先革命后教育。在革命未获成功之前，教育要为革命服务，与革命并行，进行革命的教育。在这场论辩中，改良派的认识有其合理因素。这种合理因素被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程所证实。但是改良派以民智未开而否定革命，以教育救国而否定革命救国，这不光是对封建专制政治势力的妥协和对“新政”政治改革的幻想，也有悖于教育与政治关系的原理。皇权的存在即意味着对文化教育中民主要求的束缚，这对中国民主文化的发展将留下更长远的隐患。3.开展革命教育活动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展的革命教育活动形式多样，如创办报刊杂志，印发革命书报，面向整个社会宣传革命思想；通过新政兴学热潮中日益壮大、但不同于传统士人的近代师生群体将革命思想传播到各类官私学堂。同时，还亲自创办学校和成立学会，其中著名的有以下几所：（1）中国教育会、爱国女校和爱国学社1902年4月，蔡元培与上海教育界人士叶瀚、蒋观云、林少泉等人集议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蔡元培被推为会长。中国教育会表面上是办理教育，编订教科书，推行函授教育，刊行丛报等，而实际上是在宣传革命思想，它对清末资产阶级革命起到了很大的宣传和组织作用。爱国女校和爱国学社是中国教育会创办的著名革命学校。爱国女学和爱国学社都是革命性质的学校，特别是爱国学社因罢学风潮而产生，它的成立开我国近代学生罢学并另行设校的先河。（2）大通师范学堂1905年9月，光复会会员徐锡麟等在浙江绍兴创办大通学校，后改为大通师范学堂，该校设有体育专修科，6个月毕业，以培训小学体育教师为名，招收各地会党首领入学堂练习兵操，培养革命军事干部，并使女生都习军事操练，编为女国民军。徐锡麟赴安庆任安徽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监督后，校务由秋瑾主持。秋瑾与徐锡麟互通声气，策动浙、皖两地的革命活动，密约举义时遥为响应。1907年7月，徐锡麟在安庆举事失败后被杀，浙江的革命活动也被清政府侦悉，导致“血战大通学堂”事件，许多革命青年壮烈牺牲，秋瑾被捕后遇害于绍兴轩亭口。

篇二：清朝新政教育改革

　　浅析清末教育改革及其历史作用

　　摘要: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处于教育转型的关键时刻,这时期清政府进行的教育改革主要包括废科举、改学制以及新的教育行政体制的建立和教育结构的整体规划等,这些措施都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近代教育制度终于开始在中国确立并推广开来。

　　关键词:科举制;学制;教育行政体制;妇女教育;留学教育教育的近代化是整个社会近代化这一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教育近代化是在对传统教育的影响和西方教育认识的双重过滤和选择中艰难推进的。清末新政期间以科举制度的废除和近代学制的颁布为主要标志的清末教育改革标志着封建教育体系的全面崩溃，是中国教育走向现代化的重要里程碑。本文试图从废除科举制度、推行近代教育、颁布学制、确立近代学校制度、设立近代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等几个方面探讨清末教育改革的历程和历史意义。

　　(一)废除科举制度、推行近代教育进入20世纪后,中国的民族危机更加深重,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初步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对人才的要求十分迫切,全国废科举的呼声因而日益高涨。不要说资产阶级革命派、改良派强烈要求,就连许多封疆大吏也深知科举积弊太深,纷纷要求废除科举制。严复曾指出:“虽然学堂立矣,办之数年,又未见其效也!则哗然谓科举犹在,以此为梗”［1］张之洞提到“故救时必自变法始,变法必自变科举始”。[2]袁世凯也上奏清廷,“科举不停,民间相率观望,欲推广学堂,必先停科举”。[3]科举制度的废除势在必行。1901年,清廷谕令从1902年起各

　　省科举考试要能够解说四书五经和论述中国历史、政治及西学政治、艺学和“策论”,废除八股文章和武科考试。随后，张之洞、刘坤一联名上奏,建议“按科递减科举取士之额,为学堂取士之额”。[4]1903年张之洞又与张百熙、荣庆上《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折》,建议“从下届丙午科起,每科递减中额三分之一”[5],到1905年,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端方等人又联名奏请立停科举,他们认为“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学堂决无大兴之望”。[6]而建立、大兴学校则是“广学育才,化民成俗”,内定围势,外服强邻,转危为安”[7]的关键,指出“故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8]1905年8月,清廷颁布《清帝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著即自丙午科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9]至此，从隋炀帝大业二年开始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完全被废止。此举标志着封建旧教育制度的崩溃,它扫除了我国教育走向近代化最严重的障碍,在我国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二)颁布学制、确立近代学校制度在废科举的同时,清政府作出厘正学制的决定。1902年清政府任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颁布《钦定学堂章程》,是为“壬寅学制”,这是我国近代第一个比较系统的法定学制。1903年7月,清政府命张百熙、荣禄、张之洞以日本学制为蓝本,重新拟订学堂章程,于1904年1月公布《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对学校体系、课程设置、管理通则等作了具体规定。“癸卯学制”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以法令形式公布并在全国范围内实际推行的学校教育体系,它对近代中国学校教育

　　制度在组织形式上影响甚大,为中国新型学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特别是为辛亥革命后1912年的“壬子癸丑学制”的制订打下了基础,“癸卯学制”作为中国第一个在全国施行的新学制,它规定了各级各类学堂在学校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使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陆续兴起的零散的新式学堂统一成为一个整体。它的施行,改变了中国长期实行的封建性的官学、私学、书院等学校形式,加速了封建教育的崩溃和近代教育的生长,推动了中国教育与世界教育的接轨,促进了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是中国教育向近代化迈出的重要一步。（以下另起一段）

　　科举制度的废除,新学制的诞生,促进了兴办学堂事业的大发展。中国教育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壬寅、癸卯学制公布后,兴办学堂便成为清政府的既定国策。全国各地在改书院为学堂的同时,积极创建各级各类学校,诸如小学堂、中学堂、女子、师范学堂、实业学堂、政法学堂等,出现了未曾有过的新景象,新式学堂得到迅速发展。到1905年,除去教会学堂,全国已有各级各类学堂8277所,学生达25万余人,一个具有官、公、私立和大中小学、师范、专门学校相互配套的新式学校教育体系初具规模,而且发展势头强劲。

　　(三)设立近代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在讲求普及化和专门化的近代教育建设中.必须有专门的主管教育的行政机关，以便承担起各地教育事业的设计、执行与考核工作，使各级各类教育能够适应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的需要，做到正常而有序地发展。中国近代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真正得到全面改制，是在清末

　　教育改革期间。这就是中央学部和地方提学使司的创立，取代原先吏部和地方提督学政的职能，一种新型的具有近代教育管理功能的地方教育行政机构出现了。中央设立学部，地方设立学务局和劝学所。1906年颁布了学务官制和视导(学)制，理顺了各级教育行政之间的关系，标志着教育管理的近代化。

　　19世纪末短短数年间,中国经历了维新思潮风起云涌与戊戌变法骤兴倏败的大震荡,有识之士从其教训中自省反思,并在中外比较中得到启迪,往往以兴学育才为民族振兴的重要手段,为救亡图存的希望所在,视政治体制的革故鼎新为变法图强的核心。于是,创建新的教育行政体制、立学部的议论比较集中地出现于此时,表明不少人已认识到这是沟通兴学和政体变革的关键一环。改良派的著名代表麦孟华就曾指出:“非民之智于西而愚于中也,上设学校以开其智也。多立学堂,别创学部,专官任事,重其责成,如是而民智不开,殆未有也”。[10]只有“增减得宜,利举弊革,立法美善,中人之法可以贤,中人之质可以智,中人之力可以才,以行新政,何政不举,以兴新法,何法不能”,[11]强调了立学部、设学堂的重要性。张之洞也曾奏请专设总理学务大臣管理全国的教育,得到光绪帝的批准。1905年9月,为从组织上保证新学制的推行,适应科举废除之后新形势的需要,政务处奏请特设学部,作为管理教育事业的最高行政机关。11日发出上谕:“……前经降旨停止科举,极应振兴学务,广育人才,现在各省学堂已次第兴办,必有总汇之区,以资董率而专责成,著即设立学部,荣庆调补学部尚书,学部左侍郎著熙英补授,翰林编修严修,著以三品京堂候补,署理学部右侍郎。国子监即古之

　　‘成均’,本系大学,所有该监事务,著即归并学部”。[12]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自此正式建立。学部下设五司——总务司、专门司、普通司、实业司、会计司,各职其事。为中国有史以来专门的、正式独立的管理教育的中央领导机构之始。这一举措,标志着教育行政与学校开始分离,为教育行政部门的改革铺平了道路。学部成立后,进一步推动了地方教育行政的改革。1906年,政务处与学部奏请各省设提学使司,领导地方教育行政事务,下设劝学所、学区,这是省区教育行政机关建立之始。这样就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较为健全的教育行政机关,管辖全国教育。此外,学部又于1906年公布《教育会章程》,规定各省和府厅州县都可以设立教育会,作为各级教育行政的襄助机关—期于辅助教育行政,图教育之普及”。[13]此后,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日趋完善。近代教育行政体制的正式确立和日益完善,对于革除中国传统的封建教育,使中国教育迈向近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四、清末教育改革的历史作用20世纪初我国的教育改革,从学前教育、小学、中学、高等教育到师范教育、实业教育、女子教育、留学教育等都全面铺开,这样就改变了中国长期封建式的官学、私塾、书院等学校形式和教育结构单一化的状况,出现了多种类、多样化的学校教育结构,为中国现代形式的学校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次教育结构的整体变革的最突出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大兴女子教育女子教育开展的程度,是教育近代化的重要标志。1904年1月清

　　廷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家庭教育包括女学”,[14]第一次把女子教育列为教育改革的内容之一。“女子师范学堂,须限定每州县必设一所”,[15]“女子师范学堂由官设立者,其经营当就各地筹款备用女子师范生无庸缴纳学费”。[16]正是这一举措使20世纪初的中国兴办女学蔚然成风。1906年2月慈禧太后“面谕学部,振兴女学”;[17]6月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开学;10月谢长达等人在苏州创办振兴女学。1907年5月,学部奏兴女学,拟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女子小学堂章程》,对其办学宗旨、课程设置等方面作了规定和要求,女子学校教育在学制上得到了合法地位。据1907年清政府学部总务司《第一次教育统计表》统计,全国除甘肃、新疆、吉林三省没有女学堂外,其他各省女学堂总计428所,女学生15498人。女学教育成为中国教育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女学的兴起,也为妇女人才的培养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同时为妇女自身的解放奠定了深厚的思想文化基础。

　　第二,重视留学清廷在改革中重视留学教育,选官派学生,鼓励自费留学。外务部在1902年奏议派赴出洋游学办法,提出:“派出洋之后,精求专门之学,夫而后中西可以贯通,成就可期远大”。[18]张百熙、荣庆等人奏议奖励职官游历游学,指出游学“尤有实际,最为成就人才之要端”。[19]到1903年10月清政府颁布张之洞拟定的《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等。正是在清政府的大力倡导下,遂使早已发生的留学运动在1902—1910年间兴起了第一次留学高潮。费正清称之为“到此时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20]甲午前后,留日学生仅数十人,1905

　　年猛增至8千人,于1911年总人达2万人以上。加上留欧美的数千名学生,形成一股相当可观的力量。这些留学生在回国后对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们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新学的濡染与新思潮的洗礼,逐渐取代传统的士绅走上历史舞台,并迅速成长为社会中一股不可忽视的革新力量。同时,留学运动的发展还为中国培养了科学家、文学家、医生、外事人员等各式的人才,为以后社会的建设与进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教育为立国之本,国运之盛衰系之,国步之消长视之”。[21]

　　尽管清末的“新政”改革是清朝统治者为维护其封建统治而采取的应急之策,由于其体制的滞后性与政策改革的先进性的矛盾而归于失败,但其中的教育改革是一项艰巨的社会系统工程,决非轻而易举、一蹴而就,评价教育改革的社会意义在于它对近代化过程的积极作用,新政时废科举、兴学堂、改学制、立学部、教育行政体制的建立与教育结构的调整等都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中国社会发展进程。清末教育改革不是对传统教育的重复与修补,而是努力寻找并建构中国教育的新路向、新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其历史作用不可低估,清末教育改革对我国当前进行的跨世纪的教育改革亦有很大的借鉴之处。

　　注释:[1]马鸿儒.《清末“新政”与教育改革述评》,见《历史档案》1993年第4期.[2]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文选》第252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

　　版.[3]马鸿儒.《清末“新政”与教育改革述评》,见《历史档案》1993年第4期.[4]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第56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5]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第61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6]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第62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7]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第63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8]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第64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9]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第66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10]关晓红.《晚清学部的酝酿产生》,见《历史研究》1998年第2期.[11]关晓红.《晚清学部的酝酿产生》,见《历史研究》1998年第2期.[12]《光绪朝东华录》(五)第5445页.[13]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第361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14]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第811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15]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第811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16]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第811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17]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第56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18]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第179,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19]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第190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20]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39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21]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二.

篇三：清朝新政教育改革

　　清末新政时期教育改革

　　略论清末新政时期教育改革

　　摘要：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影响较大的要数教育改革。清末新政教育改革是清政府当时迫于内外压力而不得不进行的；而在改革的深度和力度上，虽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随着教育改革的实施，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促进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

　　关键词：清末新政；教育改革；教育近代化

　　1.清末新政时期教育改革背景

　　2.1政治背景

　　而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也愈加深入。《辛丑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各国的军队虽陆续从华撤走，但沙俄的大军依然盘踞在我国的东北，妄想实现把我国东北变成“黄俄罗斯”的野心，这与日本夺取我国东北的侵略政策发生了严重冲突。此时，帝国主义对华政策也发生了改变，帝国主义在出兵镇压义和团时,由于列强之间的矛盾放弃了原定的瓜分中国的政策。同时各列强也认识到在中国实施瓜分政策可行性不强，从而改行为“以华治华”的“保全主义”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使得清政府有余力来顾及内政，同时列强为了实现“以华治华”，不但要在中国消除“仇洋”情绪,还要扶植一个能控制中国的有效能的政权,并且还需在中国建立一个在外交和经济及政治乃至思想文化与它们的侵略要求相协调的体制。至此，帝国主义列强在胁迫清廷“惩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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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小时；虽然如此,学制还是规定了各级各类学堂开设一定数量的西学课程,这使得学生的知识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该学制所规定的学习期也较往常的要长,达29至30年。除此之外，该学制还比以往的学制在教育系统方面设置得更为周密和完备,实业学堂和师范学堂自成系统。这促成了中国近代学制的基本模式的形成，对以后学制的组织形式有重要的影响。

　　4.清末新政时期教育改革影响

　　清末新政时期教育改革无论是对于当时的政治、经济还是当时的社会文化、教育发展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对于中国教育近代化有着深刻的影响。

　　4.1对社会转型的影响

　　清末新政的教育改革对于当时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较突出的体现有两个方面：一是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催生了一批的新型知识分子，这就在思想上埋下帝制灭亡的种子。清末新政时的教育改革不但废除了旧式教育体系，还建立了新式教育体系，从而使得西学的传播得以合法化和普及化。清政府颁布新学制后，在清政府的鼓励和各地兴学舆论的鼓吹下全国各地都出现办学热潮，这就大大推动了新式教育的发展。虽然当时的新式教育还处于起步阶段，还带有强烈的封建落后性，但是新式学堂毕竟不同于旧式的书院和私塾，增添了为旧式教育所不能容纳的一些新东西。比如像外语、数学和理化以及法学等西学课程的设置。这就开阔了学子们的眼界,并且缓慢地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像法律和政治等一些社会学科在学堂的讲授则必然会引起学生们对封建专制的怀疑和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向往。除以上所述，一些留日学生归国后到新式学堂任教，其积极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和文化思想，这就使得新式学堂的学生思想发生改变。至此，在这些学堂中开始成长出一批新式知识分子。这批新式的知识分子在学堂中所学的课程大多是西学重于中学，科学重于经学。且不说他们的政治理想如何，但对于丧权辱国和腐朽无能的清廷统治大多是深恶痛绝，因而他们的思想都便汇成为推翻清廷革命主流。他们逐渐认识到变革是改造社会的必要途径甚至是推翻现有帝制制度。

　　二是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也对帝制的存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始于20世纪初的教育改革，废除旧式教育体系，建立了近代教育的初步体系。积极发展的新式学堂吸引了较多的适龄青少年,甚至包括一些士大夫。由于这些新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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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得新旧“士”的力量对比在彼消此长中迅速发展。同时，新式学堂组成的实业学校刺激了民族资本的发展，反过来又刺激了学生在实业学校继续学习。至1909年,全国实业学校在校生达16700余人。据有关资料统计，1907年在湖北各类实业学校肄业的旧式士大夫约1000多人。实业学校的普遍兴办使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掌握了一定的较为先进的机械化生产技能和现代化的经营管理方法。学生在实业学校接受的是与私塾书院完全不同的教育，其接受的知识结构、文化素养、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这一时期旧式士大夫的择业观也出现新的动向,从事工商和金融以及交通等实业的人迅速增多。“以浙江为例,1910年旧式士大夫的流向就与以前大不相同,士大夫从事实业者占近28%。随着近代教育、新闻出版和科学以及工商等各种事业的兴起，读书人突破了传统的私塾传经的职业发展道路,知识分子中的优秀人才不再全部以为官为一生之任，而是出现了许多专业学者或学问研究专家，读书人的价值取向开始向多元化发展。”1绅与商的互相渗透和转化，表明绅士的社会阶层和其内在的凝聚力已经裂散，从而使传统士子走向自然消亡,官民联系稀疏甚至脱节,传统社会的阶级结构开始瓦解。这些充分表明这次教育改革极大地动摇了传统封建社会秩序赖以存在的教育基础，加速了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

篇四：清朝新政教育改革

　　第十一章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

　　第一节

　　建立学制

　　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次年“辛丑条约”签订，清政府从此完全屈服于帝国主义的淫威之下。在这种形势下，清统治当局对外为了“结与国之欢心”，对内为了缓解国人空前强烈的不满和愤怒，不得不赶忙于1901年宣布恢复“新政”，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下诏变法，在斥责康有为等不是变法，而是乱法以后，指出“皇太后何尝不许更新，损益科条？朕何尝概行除旧，酌中以御？”要求臣下“各就现在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各举所知，各抒己见”。教育领域实际上完全恢复了三年前被扼杀的“百日维新”的各项措施，如科举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将各地书院改为大、中、小学堂，兴办农、工、商实业学堂等。同时任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负责设计新教育体制构建方案。壬寅——癸卯学制出台前至少有两部前奏曲：其一,1898年维新变法期间,梁启超参考日本和西方学制,参酌本国情况,拟出《京师大学堂章程》,该章程得到光绪皇帝的批准。《京师大学堂章程》共8章54节,有总纲、学生功课、学生入学、学成出身、聘用教习、设官、经费等项。京师大学堂既是全国最高学府,又是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这个章程为我国近代学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其二,1901年9月14日,清政府颁布《兴学诏书》,鼓励各地兴办学堂,“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于是,各类大中小学应运而生。但是各学堂入学条件、修业年限、学校性质、课程设置以及各级各类学堂之间的统属衔接关系均没有明确规定,这样势必需要一个学制系统给予规范。此外,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由中央兴办的以高等教育属性为主的一类学校如何向下延伸,由民间、地方兴办的以初、中等教育属性为主的一类学校如何向上衔接,散落各方、处于游离状态的各个教育实体如何系统化、整体化?至20世纪初,学制的建立已成大势所趋、呼之欲出。《兴学诏书》的颁布,拉开了晚清10年间教育立法活动的序幕。

　　1902年（农历壬寅年），张百熙上呈学堂章程，即《钦定学堂章程》，史称“壬寅学制”。第二年，张百熙、张之洞、荣庆合作又对这一学制进行了修改，于

　　1904年1月（农历癸卯年底）由清政府正式颁布，即《奏定学堂章程》，史称“癸卯学制”，这是中国开始实施的第一个近代学制。一、“壬寅学制”——近代史上第一个法定学制1902年，清政府公布了由官学大臣张百熙拟订的《钦定学堂章程》，该章程分《京师大学堂章程》、《高等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小学堂章程》、《蒙学堂章程》五部分。因公布的时间是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年，故也称壬寅学制。为拟此学制,1902年5月,张百熙派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赴日考察教育。考察的主要内容有：第一,考察范围为不同地区的各级各类学校,举凡大、中、小学等普通学校，师范、实业、艺术等专门学校及聋哑学校等均在范围之内；第二,在文部省听取了19次教育讲座和介绍，涉及教育行政、各类学校、学校管理、教育方法、学校卫生、学校设施等内容，并着力搜集学校建筑模型、图纸及与学制制订关系最密切的日本学校章程、课表、经费表等；第三，广泛接触日本教育官员和教育家,探讨教育问题,特别是中国教育问题。除被天皇召见外,还拜会了首相伊藤博文、文部大臣菊池大麓等官员，并与日本教育家伊泽修二、嘉纳治五郎、山川健次郎等讨论教育问题。考察期间,吴汝纶除了撰写详细的日记外，还写了大量信函回国，及时向张百熙汇报在日考察情况，多渠道为制订学制提供资料。吴汝纶的访日之行为清末学制章程起草起了重要作用。（一）、壬寅学制系统壬寅学制规定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学校系统，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的法定学校系统。壬寅学制从纵的方面分为三段七级：第一阶段为初等教育，蒙学堂四年、寻常小学堂三年、高等小学堂三年，总计为十年。小学堂的宗旨“在授以道德知识及一切有益身体之事”。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设中学堂四年。中学堂为“高等专门之始基”。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规定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三年，大学堂三年（政、文、商、农、格致、工艺、医七科），大学院以研究为主，年限不定。高等教育的总学程共计二十年。高等教育的办学宗旨为“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

　　壬寅学制从横的方面看，与高等小学堂平行，有简易事业学堂；与中学堂平行，有中等实业学堂、师范学堂；与高等学堂平行，有仕学馆、高等实业学堂、师范馆。（二）、课程“壬寅学制”仍然以致用为先，张百熙认为“值智力并世之争，朝廷以更新之故而求之人才，以求才之故而本之学校，则不能不节取欧美日之成法，以佐我国两千余年旧制，固时势使然”，但是他并不像梁启超或孙家鼐一样因求致用而偏颇地把文学拒为学科之外，“壬寅学制”的《功课》中规定：“政治科第一，文学科第二，格致科第三，农业科第四，工艺科第五，商务科第六，医术科第七。”而文学科又分为七大门类：“一曰经学，二曰史学、三曰理学，四曰诸子学，五曰掌故学，六曰词章学，七曰外国语言文字学。”虽然时势使张百熙不得不重视西方致用之学，西学占据六科，而“中学”仅有一科文学科，但他对“中学”也丝毫不敢马虎，几乎把所有具备传统文化精神的学科门类都归于文学大科，而狭义的“文学”第一次以“词章学”的名义出现，这与梁启超“词章不能谓之学”和孙家鼐“诸子文学皆不必专列一门”截然相反，对文学的学科建制具有重要意义，文学第一次被纳入了知识谱系学之中，虽然以“词章学”名义出现的“文学”在这种现代学制中地位仍然是微不足道，但它预示着“文学”走向自立已是指日可待了，这在1902年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关系》和李伯元《编印〈繡像小說〉缘起》等文中得到体现。梁启超、李伯元、吴趼人等都在这一时期详细阐述了以小说为代表的文学的社会功用，引起了很大反响，在1902年至1910年之间，全国共有25家文艺期刊诞生，文学的地位迅速提高，并在之后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担当了主角。（三）、壬寅学制具有如下特点：1、强调国民教育，提出了普及义务教育的思想；2、注重实业教育，提出了设立各级实学堂的思想；3、女子教育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在学制系统中，没有女子教育的地位；4、依然留有科举制的痕迹，规定给予自高等小学堂始授予不同的科举出身。（四）、结果：虽经公布，但未实施

篇五：清朝新政教育改革

　　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

　　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清末新政是在中国经历了严重的内忧外患之后，在清朝统治集团痛感统治危机日益严重的前提下，由清政府自上而下和地方官吏自下而上地推动进行的一场较全面的改革。新政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短暂的十年，留下了许多自身无法完善的缺陷，同时，也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为了培养人才，清末新政在文化教育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向西方学习的重要步骤，对教育制度进行了内容全面，涉及程度深刻的一系列变革。一、清末新政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前，中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体的封建国家。统治中国的清王朝闭关自守、夜郎自大，常常以天朝上国自居，对欧美“蛮夷”之邦不屑一顾。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的农民运动的打击之后，清朝统治者感到的只是“颜面”尽失，尚未意识到应有振兴之举，而有识之士深知泱泱大国已是弱不禁风、不堪一击。为救危亡，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良派冲破阻力，引进西方先进的机器设备，在国内投资设厂，开始了探索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其一系列的活动被称为洋务运动。由于经营管理的落后性，洋务运动并未将中国引上“富强”的现代化道路。甲午战争一声炮响，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甲午战争惨败，清朝统治岌岌可危。为了摆脱亡国灭种的厄运，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奔走呼号，倡导变法维新，企望以此来改变国运，使清政府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以实现强国保

　　种。他们认为只要有了皇帝的支持，变法就会轻而易举。于是，他们积极筹措，向全国各地发布上谕。但是，中国守旧势力之强大是他们始料不及的，不但发往各地的变法条文成为一纸空文，而且变法最终以六君子的流血，皇帝的囚禁和康、梁落荒日本而草草收场。

　　19世纪末20世纪初，义和团运动爆发，由于清政府错误的外交政策致使英、法、俄等八个国家结成同盟联合侵华，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北京陷落，曾支持义和团运动的慈禧太后担心受到联军的惩罚，携光绪皇帝仓促离开紫禁城，一路西逃。在这期间，奕劻、李鸿章与联军议和，经过长时间的交涉，1901年9月7日，签订了耻辱的《辛丑条约》。

　　经过此番变故，逃跑过程中，颠沛流离，难以言表的亡命的痛苦深深地触动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统治者，他们意识到要保住清王朝的统治，必须变法强国。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上谕，检讨了中国固有的积弊：“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文法者庸人藉为藏身之固。而胥吏恃为牟利之符。公私以为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祸天下者在一例字。”（4601.光绪朝东华录（四）.清.朱寿明.北京.中华书局.1954）指出从前学习西方实践中的不足之处：“晚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学之本源也。”○3（4601.光绪朝东华录（四）.清.朱寿明.北京.中华书局.1954）因而命各级官吏拟定变法章程，“著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

　　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治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内悉条议以闻。”这则上谕表明了清朝统治者改革的决心，标志着清末新政就此打开了帷幕。

　　二、清末新政教育变革的主要内容庚子事变以后，清政府急需通晓西学的人才以保证新政的顺利进行。而传统的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多数是愚腐、呆板，只追求功名利禄，没有创造性、创新性思潮才能的人，这就无法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因此，清末新政的教育改革也就势在必行。清末新政教育制度方面的变革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废除科举制。科举制起自隋代，至清末已历时1300多年，在中国历史上曾起过重要的作用。但至清末时传统的科举选拔人才的方式，极大的限制了人们追求新知识的自由。1901年8月，清政府颁布变革科举谕令，决定自1902年开始加试策论，科举考试不再考八股文。1904年，清政府开始递减科举。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发布立即停罢科举的谕令：“著即自丙午科举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其”

篇六：清朝新政教育改革

　　根据现有材料统计从1862年奕奏请创办北京同文馆和1863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的广方言馆培养外语翻译人才到1894年在烟台创办烟台海军学堂30多年间洋务派共创办了新式学堂24虽然由于当时旧式教育制度的根深蒂固以及经费和师资的缺乏培养的学生数量有限但是毕竟也打破了只能培养思想僵化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人才的科举考试一统天下的局面培养出了一些近代军事科技人才和知识分子在文化教育方面也开通了风气这对于清末新政的教育改革未免不是一次有益的试验

　　略论清末新政时期教育改革

　　摘要：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影响较大的要数教育改革。清末新政教育改革是清政府当时迫于内外压力而不得不进行的；而在改革的深度和力度上，虽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随着教育改革的实施，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促进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关键词：清末新政；教育改革；教育近代化

　　1.清末新政时期教育改革背景

　　2.1政治背景

　　清末时期封建统治处于没落期，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再加上西方列强侵略的步步深入，迫使清政府为了挽救其统治而不得不进行了新政改革。八国联军侵华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民族危亡就在旦夕之间。作为当时最高统治者的慈禧，经过八国联军之战，也是自身难保，甚至再次上演了清王朝最高统治者出逃的一幕。慈禧为了不让大权完全落入他人之手，继续取得帝国主义的扶植，并安抚统治阶级内部各派系和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及欺骗人民，慈禧在逃亡西安期间便发布了“罪己诏”和“改革”的谕旨。其自身亲自举起了改革大旗。除此之外，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力量的变化也为新政改革提供了内部助动力，主要体现在改革派地位的上升和顽固派的失势。这一变化是在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帝国主义在允诺保留慈禧太后的地位的条件下胁迫清政府发生的。在义和团运动之后，清政府迫于帝国主义“惩凶”要求，清廷处罚了一批王公大臣和官绅，顽固派此次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至此，改革派在清统治集团内部取得了优势,这无疑为新政改革的进行减少了不少阻力。而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也愈加深入。《辛丑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各国的军队虽陆续从华撤走，但沙俄的大军依然盘踞在我国的东北，妄想实现把我国东北变成“黄俄罗斯”的野心，这与日本夺取我国东北的侵略政策发生了严重冲突。此时，帝国主义对华政策也发生了改变，帝国主义在出兵镇压义和团时,由于列强之间的矛盾放弃了原定的瓜分中国的政策。同时各列强也认识到在中国实施瓜分政策可行性不强，从而改行为“以华治华”的“保全主义”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使得清政府有余力来顾及内政，同时列强为了实现“以华治华”，不但要在中国消除“仇洋”情绪,还要扶植一个能控制中国的有效能的政权,并且还需在中国建立一个在外交和经济及政治乃至思想文化与它们的侵略要求相协调的体制。至此，帝国主义列强在胁迫清廷“惩凶”来打击“仇洋”势力的

　　同时,又要求它立即实行较大的改革。最终清政府迫于内忧外患所带来的压力而进行了新政改革。

　　2.2社会背景

　　在清末新政前，洋务运动已经打破了旧式教育的坚冰。“根据现有材料统计，从18621863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的广方言馆培养

　　外语翻译人才，到1894年在烟台创办烟台海军学堂，30多年间，洋务派共创办了新式学堂24所”1虽然由于当时旧式教育制度的根深蒂固以及经费和师资的缺乏，培养的学生数量有限，但是毕竟也打破了只能培养思想僵化，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人才的科举考试一统天下的局面，培养出了一些近代军事科技人才和知识分子，在文化教育方面也开通了风气，这对于清末新政的教育改革未免不是一次有益的试验；与此同时，当时的留学教育特别是其培养的留学人才所取得的突出成绩（如严复，詹天佑等）对于清末新政中的留学教育的倡导起到了必不可少的示范作用；除此之外，维新派对于教育改革的主张为清末新政教育改革中的学制改革也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蓝图。

　　3.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时期教育改革内容的比较

　　清末时期，当时清政府迫于舆论的压力和对新型人才的急需在教育方面做了一些有益地改革。其主要内容为学习西方的教育制度,废科举、兴学堂和派遣留学以及创制新学制等。

　　3.1教育理念的变更

　　“自明至今，行之已有五百余年。文胜而实衰。法久而弊起。主司取便以藏拙，举子因陋以侥幸，遂有三场实止一场之弊。所解者，高头讲章之理，所读者，坊选程墨之文，于本经之义、先儒之说，概乎未有所知。”2从张之洞这段话中可以看出科举制度的弊端。晚清时期国家面临着剧烈的社会变动和严重的民族危机，对经济和军事以及技术等多样化人才非常急需，而科举制所培养出的只知埋首故纸堆，满口之乎者也的人才显然已经不能满足社会所需。因而废除科举制也就成为当时的一种共识，这也算得上在教育理念上的一个重大的转变。在1901

　　李侃,李时岳等.中国近代史1840—1919第四版[M].北京:中华书局,2010:156.璩鑫圭，童富勇.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思想[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625.孙佳梅,李跃利.浅论清末新政中的教育改革[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2

　　年，清政府颁布了改革科举制度的上谕，在第二年便废除了八股文，改试策论，同时还下旨废除了武举，从此八股文退出了历史舞台。社会急需多样化的人才来服务社会，那么这就又促使了兴办新式学堂共识的达成。新式学堂的建立在清朝可以追溯到洋务运动时期，到清末庚子之变以后，“育学兴才，实为当今急务。”

　　至此，1901年，慈禧太后在西安发布了兴学诏书，命令各省和府及州县都兴办

　　学堂，府设中学堂，县设小学堂。据当时的学部统计，“1904年全国学堂总数为4222所，学生92169人;1909年学堂总数猛增为52346所，学生达156.027万人。”4这些新式的学堂较之传统的学校教育有着自身明显的特点。在新式学堂中，开设了大量的西学课程，这不但促进了科学知识的传播和普及还促使了学生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念的转变。

　　3.2教育体制的改革

　　教育体制改革在教育改革中占有重要地位，教育体制的变动牵扯着教育机构体系和教育规范体系的变动。为了适应教育发展的需要，清末时期教育体制方面进行了相应地变动。3.2.1清末新政时期近代学制的初步建立新式教育体制开始于1902年张百熙制订的《钦定学堂章程》。它不仅规定了各级各类学堂的目标和修业年限以及入学条件和课程设置而且还明确了它们之间互相衔接的关系。这一章程正式公布后虽然并没有付诸实施,但也为后来的“癸卯学制”的制订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在1903年(癸卯年),由张百熙、张之洞等拟订了“癸卯学制”,此学制通过法令正式公布并在全国推行，不但是清末第二次颁行的学校系统文件，还是清末民初新式教育体制的主要依据，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新学制的宗旨明确指出：“以忠孝为根本，以中国经史文学为基础，使得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知识，练其艺能，等到他日成才，各适实用”5“癸卯学制”是中国封建传统教育学校的结束,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开始的标志，也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实施了的学制。这一学制带有明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封建性课程在课程设置中占较大比重，如在初等、中等学堂占三分之二以上,初等小学堂的读经课每周竞多达12小时；

　　李侃,等.中国近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4:214.

　　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186.3

　　虽然如此,学制还是规定了各级各类学堂开设一定数量的西学课程,这使得学生的知识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该学制所规定的学习期也较往常的要长,达29至30年。除此之外，该学制还比以往的学制在教育系统方面设置得更为周密和完备,实业学堂和师范学堂自成系统。这促成了中国近代学制的基本模式的形成，对以后学制的组织形式有重要的影响。

　　4.清末新政时期教育改革影响

　　4.1对社会转型的影响

　　得新旧“士”的力量对比在彼消此长中迅速发展。同时，新式学堂组成的实业学校刺激了民族资本的发展，反过来又刺激了学生在实业学校继续学习。至1909年,全国实业学校在校生达16700余人。据有关资料统计，1907年在湖北各类实业学校肄业的旧式士大夫约1000多人。实业学校的普遍兴办使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掌握了一定的较为先进的机械化生产技能和现代化的经营管理方法。学生在实业学校接受的是与私塾书院完全不同的教育，其接受的知识结构、文化素养、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时期旧式士大夫的择业观也出现新的动向,从事工商和金融以及交通等实业的人迅速增多。“以浙江为例,1910年旧式士大夫的流向就与以前大不相同,士大夫从事实业者占近28%。随着近代教育、新闻出版和科学以及工商等各种事业的兴起，读书人突破了传统的私塾传经的职业发展道路,知识分子中的优秀人才不再全部以为官为一生之任，而是出现了许多专业学者或学问研究专家，读书人的价值取向开始向多元化发展。”6绅与商的互相渗透和转化，表明绅士的社会阶层和其内在的凝聚力已经裂散，从而使传统士子走向自然消亡,官民联系稀疏甚至脱节,传统社会的阶级结构开始瓦解。这些充分表明这次教育改革极大地动摇了传统封建社会秩序赖以存在的教育基础，加速了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

　　4.2对教育转型的影响

　　清末新政时期为实现教育制度的近代化,在教育领域颁布了许多重要法令,其中重要的有1901年的“兴学诏”和1902年的“钦定学堂章程”以及1903年的“奏定学堂章程”。除此之外，还有1905年的“立停科举以广学校诏”等。从这些章程内容来看就不难发现其主要讲述的是向西方教育制度学习的内容,都是以西方教育体制为根据，详陈利弊。科举的废除，新学制的实施就是这一特点的体现。新学制的实施,扫除了近代学堂的兴起障碍,从而迎来了中国教育史上繁荣的景象。同时，为了满足社会需要,新学制又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办学逐渐向纵深发展。随着教育的大发展,新的教学内容也大量引进。中小学堂增加了外国语和理化以及体操和乐歌等课程；大学堂所授内容也有所改变，其大部分为近代科学和部分的汉化学科。至此，在清末时期初步形成了我国近代学科体系的基础。在清末教育改革时期为了弥补新教材的不足,各地又翻译大量西方著作与之相适

　　杨玉青.清末教育改革与帝制危机[D].贵州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5

　　应。在教学方法上也做了一些改变，当时普遍采用的是近代教学法和班级授课制。从清末新政开始到辛亥革命的爆发,经过十余年的教育改革,一套完整的近代教育体制初步建立起来了。虽然清政府实行教育改革的目的是维护其自身统治,企图用“西学”来挽救走向没落的封建统治,并不是心甘情愿地向近代化迈进。但清政府对教育改革的积极实践和探索,在客观上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并且也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2]陈元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3]龚书铎.中国近代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4]崔志海.国外清末新政研究专著述评[J].近代史研究,2003,(4).[5]孙佳梅,李跃利.浅论清末新政中的教育改革[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6]吴洪成,李占萍.清末新政年间教育政策推行评述[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版),2011,(3).[7]马泽民.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启动—清末教育改革研究(1901一1911)[D].天津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8]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9]黄加文,曾绍东.论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及其影响[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1).[10]刑瑞苗.清末新政的教育改革[J].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6,(5).[11]孔祥雷.论清末新政中的教育改革[J].沧桑,2007.,(1).[12]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13]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4]张平海.中国早期教育现代化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1.[15]杨玉青.清末教育改革与帝制危机[D].贵州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16]郑丽琴.清末新政教育改革评价及其现代启示[J].科技文汇,2009,(32).

篇七：清朝新政教育改革

　　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

　　第十一章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

　　第一节建立学制

　　壬寅——癸卯学制出台前至少有两部前奏曲：其一,1898年维新变法期间,梁启超参考日本和西方学制,参酌本国情况,拟出《京师大学堂章程》,该章程得到光绪皇帝的批准。《京师大学堂章程》共8章54节,有总纲、学生功课、学生入学、学成出身、聘用教习、设官、经费等项。京师大学堂既是全国最高学府,又是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这个章程为我国近代学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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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衔接关系均没有明确规定,这样势必需要一个学制系统给予规范。此外,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由中央兴办的以高等教育属性为主的一类学校如何向下延伸,由民间、地方兴办的以初、中等教育属性为主的一类学校如何向上衔接,散落各方、处于游离状态的各个教育实体如何系统化、整体化?至20世纪初,学制的建立已成大势所趋、呼之欲出。《兴学诏书》的颁布,拉开了晚清10年间教育立法活动的序幕。

　　1902年（农历壬寅年），张百熙上呈学堂章程，即《钦定学堂章程》，史称“壬寅学制”。第二年，张百熙、张之洞、荣庆合作又对这一学制进行了修改，于1904年1月（农历癸卯年底）由清政府正式颁布，即《奏定学堂章程》，史称“癸卯学制”，这是中国开始实施的第一个近代学制。一、“壬寅学制”——近代史上第一个法定学制

　　1902年，清政府公布了由官学大臣张百熙拟订的《钦定学堂章程》，该章程分《京师大学堂章程》、《高等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小学堂章程》、《蒙学堂章程》五部分。因公布的时间是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年，故也称壬寅学制。

　　为拟此学制,1902年5,月张百熙派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赴日考察教,,育。考察的主要内容有：第一考察范围为不同地区的各级各类学校举凡大、中、

　　小学等普通学校，师范、实业、艺术等专门学校及聋哑学校等均在范围之内；

　　,19第二在文部省听取了次教育讲座和介绍，涉及教育行政、各类学校、学校

　　管理、教育方法、学校卫生、学校设施等内容，并着力搜集学校建筑模型、图纸及与学制制订关系最密切的日本学校章程、课表、经费表等；第三，广泛接

　　,,,触日本教育官员和教育家探讨教育问题特别是中国教育问题。除被天皇召见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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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了从幼儿园到高等学堂的各个等级。后来《癸卯学制》中所涉及的各级各类学堂，除大学堂之外，他都办过。

　　1898年4月,张之洞在《劝学篇》中介绍了西方学制建设，并提出了一个较为合理、系统的学制设想。1902年底，张之洞与湖北巡抚端方会衔上奏《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出台了湖北学制体系。

　　张之洞的湖北学制体系虽然要比《壬寅学制》晚近三个月，而且是在上奏湖北学制之后才看到《壬寅学制》的，但两个学制版本中却有许多相通之处。张之洞也就《壬寅学制》提出了4条补充意见。这成为张之洞进京参与厘定《癸卯学制》的直接契机。

　　历史选择张之洞主持癸卯学制与他个人丰富的学务背景及对学制的认识密切相关。他担任四川学政时初涉学务，大力整顿考场积弊。“臣竭其愚弩，多方整饬，似尚渐觉廓清”，四川试场风气为之一新，张之洞本人也开始在学务上初露锋芒。后来担任湖北学政、两湖总督、两广总督等职为他创办新学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他“惟以造真才济时用为要归”通过改造旧学堂和创建新式学堂两种途经大兴新学，改造了经心书院、两湖书院、江汉书院，又建立了一大批新式学堂，如湖北自强学堂、湖北方言学堂、湖北农务学堂、湖北师范学堂等一系列初等、高等学堂，并且派出大批留学生赴日学习，成绩斐然，构成了晚清兴学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随着学务经历的不断丰富，张之洞对学制的认识也随之深入，为日后癸卯学制的拟定做好了思想准备。1895年他对西方学制有了初步的认识：“若农，若工，若商无专门之学，遂无专门之才。转不如西洋各国之事事设学，处处设学”，“用人皆取之专门学校，故无所用非所习之弊”。1898年，张之洞发表《劝学篇》，谈及“外洋各国学校之制”，指出“其善有三：出资来学则不惰，志不在利则无争，官不多费则学广”，并表示“凡东西洋各国，立学之法，用人之法，小异而大同，吾将以为学式”。三年后，他对西方学制的认识已有很大提高，说：“德之势最强，而学校之制唯德最详；日本兴最骤，而学校之数在东方为最多”，日本学校“门目与中国情形较近。欧美无学不兼讲西教，日本无

篇八：清朝新政教育改革

　　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第十一章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

　　第一节建立学制

　　其二,1901年9月14日,清政府颁布《兴学诏

　　书》,鼓励各地兴办学堂,“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

　　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

　　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

　　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于是,各类大中小学

　　应运而生。但是各学堂入学条件、修业年限、学校

　　性质、课程设置以及各级各类学堂之间的统属衔接

　　关系均没有明确规定,这样势必需要一个学制系统

　　给予规范。此外,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由中央

　　兴办的以高等教育属性为主的一类学校如何向下延

　　伸,由民间、地方兴办的以初、中等教育属性为主

　　的一类学校如何向上衔接,散落各方、处于游离状

　　态的各个教育实体如何系统化、整体化?至20世

　　纪初,学制的建立已成大势所趋、呼之欲出。《兴

　　学诏书》的颁布,拉开了晚清10年间教育立法活动

　　的序幕。

　　1902年（农历壬寅年），张百熙上呈学堂章程，即《钦定学堂章程》，史称“壬寅学制”。第二年，张百熙、张之洞、荣庆合作又对这一学制进行了修改，于1904年1月

　　（农历癸卯年底）由清政府正式颁布，即《奏定学堂章程》，史称“癸卯学制”，这是中国开始实施的第一个近代学制。

　　一、“壬寅学制”——近代史上第一个法定学制

　　1902年，清政府公布了由官学大臣张百熙拟订的《钦定学堂章程》，该章程分《京师

　　大学堂章程》、《高等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小学堂章程》、《蒙学堂章程》

　　五部分。因公布的时间是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年，故也称壬寅学制。

　　,19025,为拟此学制

　　年月张百熙派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赴日考察教育。考

　　,,察的主要内容有：第一考察范围为不同地区的各级各类学校举凡大、中、小学等普通,学校，师范、实业、艺术等专门学校及聋哑学校等均在范围之内；第二在文部省听取了19次教育讲座和介绍，涉及教育行政、各类学校、学校管理、教育方法、学校卫生、学

　　校设施等内容，并着力搜集学校建筑模型、图纸及与学制制订关系最密切的日本学校章

　　,,程、课表、经费表等；第三，广泛接触日本教育官员和教育家探讨教育问题特别是中,国教育问题。除被天皇召见外

　　还拜会了首相伊藤博文、文部大臣菊池大麓等官员，并与日本教育家伊泽修二、嘉纳治五

　　,郎、山川健次郎等讨论教育问题。考察期间吴汝纶除了撰写详细的日记外，还写了大量

　　信函回国，及时向张百熙汇报在日考察情况，多渠道为制订学制提供资料。吴汝纶的访日之行为清末学制章程起草起了重要作用。（一）、壬寅学制系统

　　壬寅学制规定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学校系统，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的法定学校系统。壬寅学制从纵的方面分为三段七级：

　　第一阶段为初等教育，蒙学堂四年、寻常小学堂三年、高等小学堂三年，总计为十年。小学堂的宗旨“在授以道德知识及一切有益身体之事”。

　　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设中学堂四年。中学堂为“高等专门之始基”。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规定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三年，大学堂三年（政、文、商、农、格致、工艺、医七科），大学院以研究为主，年限不定。高等教育的总学程共计二十年。高等教育的办学宗旨为“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壬寅学制从横的方面看，与高等小学堂平行，有简易事业学堂；与中学堂平行，有中等实业学堂、师范学堂；与高等学堂平行，有仕学馆、高等实业学堂、师范馆。（二）、课程“壬寅学制”仍然以致用为先，张百熙认为“值智力并世之争，朝廷以更新之故而求之人才，以求才之故而本之学校，则不能不节取欧美日之成法，以佐我国两千余年旧制，固时势使然”，但是他并不像梁启超或孙家鼐一样因求致用而偏颇地把文学拒为学科之外，“壬寅学制”的《功课》中规定：“政治科第一，文学科第二，格致科第三，农业科第四，工艺科第五，商务科第六，医术科第七。”而文学科又分为七大门类：“一曰经学，二曰史学、三曰理学，四曰诸子学，五曰掌故学，六曰词章学，七曰外国语言文字学。”虽然时势使张百熙不得不重视西方致用之学，西学占据六科，而“中学”仅有一科文学科，但他对“中学”也丝毫不敢马虎，几乎把所有具备传统文化精神的学科门类都归

　　于文学大科，而狭义的“文学”第一次以“词章学”的名义出现，这与梁启超“词章不能谓之学”和孙家鼐“诸子文学皆不必专列一门”截然相反，对文学的学科建制具有重要意义，文学第一次被纳入了知识谱系学之中，虽然以“词章学”名义出现的“文学”在这种现代学制中地位仍然是微不足道，但它预示着“文学”走向自立已是指日可待了，这在1902年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关系》和李伯元《编印〈繡像小說〉缘起》等文中得到体现。梁启超、李伯元、吴趼人等都在这一时期详细阐述了以小说为代表的文学的社会功用，引起了很大反响，在1902年至1910年之间，全国共有25家文艺期刊诞生，文学的地位迅速提高，并在之后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担当了主角。（三）、壬寅学制具有如下特点：

　　1、强调国民教育，提出了普及义务教育的思想；2、注重实业教育，提出了设立各级实学堂的思想；3、女子教育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在学制系统中，没有女子教育的地位；4、依然留有科举制的痕迹，规定给予自高等小学堂始授予不同的科举出身。

　　（四）、结果：虽经公布，但未实施

　　由于多种原因该学制没有得到实行，其中一个原因是清政府中的种种势力开始争夺教

　　育权,“谤焰乃集于百熙一身,劾者纷起”。由于张百熙所用之人“争以新学自帜,尤为旧

　　人所恨”，加之张百熙与荣庆不合，“二人学术思想，既各不相同，用人行政，意见尤多

　　歧异”，此外，《壬寅学制》制订仓促，自身也存在种种不足，故未能付诸实施。但是

　　《壬寅学制》的一些特点被《癸卯学制》所继承：第一，以纵向的初等、中等、高等学堂

　　为主，形成三段七级

　　,以横向的

　　实业学堂、师范学堂为辅，将整个学堂教育系统地连成一体；第二，特别注重修身、伦理

　　和经学教育；第三，开始注意国民义务教育；第四，注意实业教育和师范教育；第五，女

　　子教育毫无地位；第六，教学机关与教育行政机关合而为一，京师大学堂有统辖全国教育

　　的职权。该学制虽未能实行，但却成为《癸卯学制》的雏形。

　　二、癸卯学制

　　1904的“癸卯学制”是由张百熙、张之洞、荣庆拟定的，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比较完

　　整、正式公布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学制。

　　在《癸卯学制》出台之前，张之洞曾在湖北设计了一个省区学制系统——湖北学制。

　　张之洞自1889年出任湖广总督以来，创办了许多新式学堂，他办的学堂，从类型上看有

　　普通学堂、师范学堂、实业学堂、妇幼学堂；从程度上看，包括了从幼儿园到高等学堂的各个等级。后来《癸卯学制》中所涉及的各级各类学堂，除大学堂之外，他都办过。

　　癸卯学制包括各级各类学堂章程，还附有学校管理法、教授法等。见癸卯学制系统图所示。整个学制分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三段，三段又共分为七级：初等教育有蒙养院（4年）、初等小学堂（5年）、高等小学堂（4年），中等教育有中学堂（5

　　年），高等教育有高等学堂（3年）、分科大学堂（3－4年）、通儒院（5年）。横向分作三部分:在普通学堂之外还有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两个独立的系统。此外,属于高等教育性质的还有译学馆、方言学堂、进士馆和仕学馆。由此构成纵向初等、中等、高等三级相衔接,横向普通、师范、实业三足鼎立的整体格局和框架。

　　各级各类教育概况1.蒙养院

　　章程规定“蒙养与家教合一”的宗旨，即“以蒙养院辅助家庭教育”，可见尚未构成有专门功能的幼儿教育机制。蒙养院招收三至七岁儿童，每天不超过四小时，活动内容有游戏、歌谣、谈话和手技。

　　2.初等小学堂

　　章程规定凡七岁以上儿童入学，“以启其人生应有之知识，立其明伦理、爱国家之根基，并调护儿童身体为宗旨，以识字之民日多为成效”。课程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算术、历史、地理、格致、体操八门，每周不超过三十课时。学制五年。清政府有将初小作为义务教育的意愿，并首先在京师八旗子弟中普及初小教育，再逐步推广。

　　3.高等小学堂

　　招收初等小学堂毕业生，以“培养国民之善性，扩充国民之知识，强壮国民之气质为宗旨”。课程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算术、中国历史、地理、格致、图画、体操八门，每周三十六课时。学制四年。

　　4.中学堂

　　招收高等小学堂毕业生，以“施较深之普通教育，俾毕业后不仕者从事于各项实业、进取者升入高等专门学堂均有根柢为宗旨”。课程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外国语、历史、地理、算学、博物、物理及化学、法制及理财、图画、体操十二门，每周三十六课时。学制五年。

　　5.高等学堂

　　招收普通中学堂毕业生，相当于大学预科（综合大学堂自设预科）。分为三类：第一类为经学、法学、文学、商学大学的预科，第二类为格致科（理科）、工科、农科大学的

　　预科，第三类为医科大学的预科，分别有自己的课程体系。外语在各类学堂均占重要地位，一般要修两门。学制三年，到三年级各自开设选修科及随意科。

　　6.分科大学堂

　　即大学本科。招收高等学堂或大学堂预科毕业生，

　　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

　　足供任用为成效”。分设八科：经学科、政治科、文学科、医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和

　　商科。设在外省的大学堂至少须具备其中三科，京师大学堂八科全设。各科一般修业三

　　年，政法科和医科中的医学门为四年。

　　7.通儒院

　　大学本科后教育。设在京师大学堂内，由分科大学堂毕业生升入，无规定科目。以造就通才”为目的，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

　　8.师范学堂

　　分为两级：初级师范学堂每县设立一所，招收高小毕业生，培养初小、高小教员，学习普通学和教授、管理学。完全科学制五年，另有一种学习一年的简易师范科。优级师范学堂（又称师范馆）设于京师和省城，招收初级师范学堂或中学堂毕业生，培养初级师范学堂及中学堂教员和管理员。学制三年，初入学学公共科，二年级开始学分类科，完成分类科学习后可选修加习科。两级师范分别设附属小学或附属中学，供师范生实习用。

　　9.实业学堂

　　分为三级：初等实业学堂（又称简易实业学堂）相当于高小程度，中等实业学堂相当于中学程度，高等实业学堂相当于高等学堂程度，均招收下一级普通学堂的毕业生，也就是说各级实业学堂自身并不衔接，只是普通教育的分流而已。实业学堂分为农业、工业、商业和商船四科，学制一般均为三年。

　　（二）、“癸卯学制”的指导思想

　　张之洞在《奏定学堂章程》中强调，“至于立学宗旨，勿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沦其智识，练其艺能”。

　　张之洞“中体西用”的学术思想是贯穿癸卯学制的灵魂。中法战争的失败促使张之洞的学术思想从“通经致用”迅速向“西学为用”倾斜，引入西学的步伐明显加快，实务学

　　堂增长迅速，先后设立铁路学堂和鱼雷学堂。只要能培养实用人才的措施他一律欢迎：“择科学之最简易者，酌令就学，或农业，或工艺，或他事，不均门类，不拘深浅，总以得有实际为主。”在西学为用思想的影响下，张之洞着手改造旧式书院。改造后的两湖书院、经心书院基本实行了以近代分科为特征的课程体系，增设了天文算学、格致学等实用学科。开办的新式学堂更是以西学为主，如自强学堂分设方言、格致、算学、商务四门，同时引入西学教材，“前往日本考求中小学通普通学应用新出教科书本，董理编译事宜。”经过一番努力后，他认为“历课两年风气稍开”，但并不满意，他在《自强学堂改课五国方言折》中说：“于今日新理新学日出不穷之西书尚无从探讨其菁华，考究其利病以为救时之要策。”但西学为用的宗旨不可避免地贯穿在日后的癸卯学制之中。

　　1898,年张之洞的学术思想从侧重“西学为用”逐步演变为侧重“中学为体”，

　　开始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他强调经史辞章的价值功用：“中国各体文辞，各有所用，历代相承，实为五大洲文化之精华。且必能为中国各体文辞，然后能通解经史古书，传述圣贤精理。”要求学堂注重传统文化的学习，“外国学堂有宗教一门，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若学堂不读经书，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矣……故无论学生将来所执何业，在学堂时经书必宜诵读讲解，各学堂所读有多少，所讲有潜深，并非强归一致。”有学者认为张之洞“中学为体”的学术思想及相应举措是封建复古的表现，致使近代教育出现了倒退，尤其以存古学堂的设立为大害，笔者认为尚可商榷。张之洞在政治上比较保守，但在学务上自始至终都是开明派。他所提倡的“中学为体”是为了保存中国传统文化使之脉络不绝，是在新学取得制度性胜利的条件下提出的，不会动摇新学的地位，我们不能机械地把他在政治上的保守等同于在学术学务上的保守。在新学与旧学的问题上，他的一番权衡发人深省：“今日风气，士人渐喜新学，顿厌旧学，实有经籍道息之忧。若以新学为足救危亡，则全鄂救亡之学堂以二三百所，而保粹之学堂止此存古一所，于救亡之大局何碍？……救时局存书种两义并行不悖，日本前事可鉴。”（一）、“癸卯学制”的学校系统癸卯学制包括各级各类学堂章程，还附有学校管理法、

　　教授法等。见癸卯学制系统图所示。整个学制分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三段，三段又共分为七级：初等教育有蒙养院（4年）、初等小学堂（5年）、高等小学堂（4年），中等教育有中学堂（5年），高等教育有高等学堂（3年）、分科大学堂（3－4年）、通儒院（5

　　年）。横向分作三部分:在普通学堂之外还有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两个独立的系统。此外,属于高等教育性质的还有译学馆、方言学堂、进士馆和仕学馆。由此构成纵向初等、中等、高等三级相衔接,横向普通、师范、实业三足鼎立的整体格局和框架。

　　各级各类教育概况1.蒙养院

　　2.初等小学堂

　　3.高等小学堂

　　4.中学堂

　　招收高等小学堂毕业生，以施较深之普通教育，俾毕业后不仕者从事于各项实业、进取者升入高等专门学堂均有根柢为宗旨”。课程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外国语、历史、地理、算学、博物、物理及化学、法制及理财、图画、体操十二门，每周三十六课时。学制五年。

　　5.高等学堂

　　招收普通中学堂毕业生，相当于大学预科（综合大学堂自设预科）。分为三类：第一类为经学、法学、文学、商学大学的预科，第二类为格致科（理科）、工科、农科大学的预科，第三类为医科大学的预科，分别有自己的课程体系。外语在各类学堂均占重要地位，一般要修两门。学制三年，到三年级各自开设选修科及随意科。

　　6.分科大学堂

　　即大学本科。招收高等学堂或大学堂预科毕业生，

　　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

　　足供任用为成效”。分设八科：经学科、政治科、文学科、医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和

　　商科。设在外省的大学堂至少须具备其中三科，京师大学堂八科全设。各科一般修业三

　　年，政法科和医科中的医学门为四年。

　　7.通儒院

　　8.师范学堂

　　9.实业学堂

　　分为三级：初等实业学堂（又称简易实业学堂）相当于高小程度，中等实业学堂相当于中学程度，高等实业学堂相当于高等学堂程度，均招收下一级普通学堂的毕业生，也就是说各级实业学堂自身并不衔接，只是普通教育的分流而已。实业学堂分为农业、工业、商业和商船四科，学制一般均为三年。（二）、“癸卯学制”的指导思想

　　张之洞“中体西用”的学术思想是贯穿癸卯学制的灵魂。中法战争的失败促使张之洞的学术思想从“通经致用”迅速向“西学为用”倾斜，引入西学的步伐明显加快，实务学堂增长迅速，先后设立铁路学堂和鱼雷学堂。只要能培养实用人才的措施他一律欢迎：“择科学之最简易者，酌令就学，或农业，或工艺，或他事，不均门类，不拘深浅，总以

　　得有实际为主。”在西学为用思想的影响下，张之洞着手改造旧式书院。改造后的两湖书院、经心书院基本实行了以近代分科为特征的课程体系，增设了天文算学、格致学等实用学科。开办的新式学堂更是以西学为主，如自强学堂分设方言、格致、算学、商务四门，同时引入西学教材，“前往日本考求中小学通普通学应用新出教科书本，董理编译事宜。”经过一番努力后，他认为“历课两年风气稍开”，但并不满意，他在《自强学堂改课五国方言折》中说：“于今日新理新学日出不穷之西书尚无从探讨其菁华，考究其利病以为救时之要策。”但西学为用的宗旨不可避免地贯穿在日后的癸卯学制之中。

　　1898年,张之洞的学术思想从侧重“西学为用”逐步演变为侧重“中学为体”，开始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他强调经史辞章的价值功用：“中国各体文辞，各有所用，历代相承，实为五大洲文化之精华。且必能为中国各体文辞，然后能通解经史古书，传述圣贤精理。”要求学堂注重传统文化的学习，“外国学堂有宗教一门，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若学堂不读经书，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矣……故无论学生将来所执何业，在学堂时经书必宜诵读讲解，各学堂所读有多少，所讲有潜深，并非强归一致。”有学者认为张之洞“中学为体”的学术思想及相应举措是封建复古的表现，致使近代教育出现了倒退，尤其以存古学堂的设立为大害，笔者认为尚可商榷。张之洞在政治上比较保守，但在学务上自始至终都是开明派。他所提倡的“中学为体”是为了保存中国传统文化使之脉络不绝，是在新学取得制度性胜利的条件下提出的，不会动摇新学的地位，我们不能机械地把他在政治上的保守等同于在学术学务上的保守。在新学与旧学的问题上，他的一番权衡发人深省：“今日风气，士人渐喜新学，顿厌旧学，实有经籍道息之忧。若以新学为足救危亡，则全鄂救亡之学堂以二三百所，而保粹之学堂止此存古一所，于救亡之大局何碍？……救时局存书种两义并行不悖，日本前事可鉴。”（三）、“癸卯学制”中的学校培养目标

　　初等小学堂：“启其人生应有之知识，立其明伦理爱国家之根基，并强调儿童身体，令其发育”。

　　高等小学堂：以培养国民之善性，扩充国民之知识，强壮国民之气体为宗旨；以童年皆知作人之正理，皆有谋生之计虑为成效。

　　中学堂：“施较深之普通教育，俾毕业后不仕者从事于各项事业，进取者升入各高等专门学堂均有根柢”。

　　高等学堂：以教大学预备科为宗旨;以各学皆有专长为成效。大学堂、通儒院：以谨

　　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大学堂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通

　　儒院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

　　实业学堂：所以振兴农工商各项实业，为富国裕民之本计；其学专求实际，不尚空

　　谈。

　　初级师范学堂：令拟派充高等小学堂及初等小学堂二项教员者入焉

　　;；以习

　　普通学外，并讲明教授管理之法为宗旨；以全国人民识字日多为成效。

　　优级师范学堂：以造就初级师范学堂及中学堂之教员、管理员为宗旨；

　　（四）、“癸卯学制”中的课程设置蒙养院：游戏、歌谣、谈话、手技等初等小学堂：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算术、历史、地理、格致、体操。高等小学堂：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算术、中国历史、地理、格致、

　　图画、体操。中学堂：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外国语、历史、地理、算术、博物、物理及化

　　学、法制及理财、图画、体操。（五）、“癸卯学制”的特点：形同资产阶级新学制，实有浓厚的封建性。

　　1、形同资产阶级新学制

　　清末学制的制订是近代以来学习西方教育的系统性成果，在中国教育近代化发展中具

　　有标志性意义。在制订过程中直接参考日本，间接吸纳欧美，反映了近代资本主义教育的

　　诸多特点。学制整体结构仿照西方流行的三级学制系统模式，分初等、中等、高等三级；

　　学制规划了义务教育（强迫教育）的目标，反映了对教育的普及性和平等性要求；在学制

　　的各阶段特别是初等教育阶段，教育目标上确立了德、智、体三方面素质协调发展的“三

　　育”模式；设置了众多的实业学堂，以适应和推动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重视师范

　　教育，加强教师职业训练；将分年课程规划、班级授课制作为基本的教学组织形式；编制

　　了专门的教科书这些都与封建传统教育有本质区别。癸卯学制的颁布结束了中国延续了两

　　千多年的封建传统教育体制，在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为我国近代教育迈向现代化提供了制度保障：1.普通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三驾

　　并驱的模式是癸卯学制最具现代化的特征。2.教学系统与教育行政系统分离是癸卯学制突

　　破性的贡献。癸卯学制促成教学系统与教育行政系统分离

　　,赋

　　予教育行政系统相对独立的发展权力,符合规模化、系统化、现代化的教育发展趋势。2、清末新政毕竟是封建王朝的自救性改革，严重受到封建思想的支配，因此又表现

　　出浓厚的封建性：第一、学制的指导思想仍是洋务教育“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延续，没有本质上

　　的突破；第二，从课程设置看，传统的中国经学教育内容仍占很大比重。读经讲经课，初等

　　小学堂占总课时的40％（还不算每天半小时的温经），高等小学堂占总课时的三分之一，加上与之密切相关的修身课，仍占40％。小学不设外语，也是要保证学生打下坚实的传统中学根基。中学堂的读经讲经和修身课也占总课时的三分之一。高等学堂政科（即文科），经学、伦理仍为必修课，艺科（即理科）也设有伦理课。

　　第三、各级各类学堂尽管无明确的等级限制，但进入大学堂附加稻种担保条件，无形中维护了教育的封建等级性；

　　第四、广大妇女被排斥在学校教育之外，章程中明确指出：“惟中国男女之辨甚谨，少年女子断不能令其结队入学，游行街市”，规定“女子只可于家庭教之”。不过在西方男女平权主张的影响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加上蒙养院的设立要求有受过教育的女性师资，所以女子入学受教育已是不可遏制。1907年，清政府正式批准设立女子小学堂和女子师范学堂。女子初小和高小的学制均比男子初小和高小少一年，课程也少一些，可见其地位仍低于男校，而且女校的防范制度措施极其严格，以保持“男女大防”的封建礼教。尽管如此，女校的设立，毕竟开创了中国女子教育发展的历程。

　　第五、从学制看，延续时间过长，总计30年之久，即使不算两端的蒙养院和通儒院，也有20年以上，这样长的学制一般人很难修完，体现的是逐级淘汰的封建选拔制。学制中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份量重，各有三级；而中等教育份量轻，只有一级，属于过渡性质而已，可见尚未摆脱封建传统的小学－大学的框架构建。

　　第六、从学校设置看，按地方行政级别规定办学级别，如初小由乡镇设立，高小由州县（及大镇）设立，中学由府（大州）设立，高等学校在省城设立，最高学府设在京城，同时鼓励私人办学（限于小学），也是套用了传统的办学体制。

　　第七、从学校管理看，保留旧学校每月朔日（初一）的祭孔、宣读《圣谕广训》的典礼，及月课、岁考、以学业成绩奖惩学生的各项制度。毕业考试由地方官会同学堂监督（校长）和教员主持，各类毕业生分别赋予相应的科举出身，如通儒院毕业生按翰林升

　　阶，大学本科毕业生作为进士出身，高等学堂毕业生作为举人出身，中学毕业生奖以（国子监）拔贡、优贡、岁贡，高小毕业生作为（府、州、县学）生员，即秀才出身。师范学堂和实业学堂比照同级普通学堂给予毕业生科举出身。（六）、“癸卯学制”的意义

　　1、从总体上看，各级各类教育的课程与教材，与中国古代相比有了明显的变化，相对而言，它更多地吸收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尤其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幼儿园——湖北幼稚园，仅仅从它的课程设置上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当时设置的科目有：行仪、训话、日语、手技、唱歌、游戏等。而对于高等学堂和大学堂的课程，也更多的采用了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力求更多的了解西方、学习西方，寻求一种教育救国的道路。

　　2、不可抹杀的一点是，新学制的颁发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旧有的教育制度，其中最为直接的就是导致了1905年废除了在中国存在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

　　3、另外，新学制在教学方法上也进行了改革。比如对于蒙养教育，认为应该以“儿童最易通晓之事情,最所喜好之事物”为限，对于初等小学生，强调要“须尽其循循善诱之法,不易操切以伤其身体”，要求注重讲解，防止死记硬背，掌握灵活性；中学教学则要求“务须平正明显，切于实际，勿令学童苦其繁难；其详略深浅，视学生之年岁程度而定”。对于物理、化学、图画、地理、体操等课的教学，强调要注重实验或者实地练习。《章程》规定，中学堂应设“图书馆、器具室、药品室、标本室”，根据课程之需求“所用器具、标本、模型、图画等物，均宜全备，且须结合教授中学堂程度者”。这些思想显然是受到了西方实验和实证主义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为中国教育在教学方法以及设备的近代化上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4、新学制颁布前后，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出来，随着新学堂的开办，也为中国培养了大批的、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知识分子和优秀的人才，极大地提高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素质，据统计，中国留日学生1896年仅为13人，1901年为274人，到1904年增加为2400人,1905年激增为8000人。而根据学部奏报的第一次教育统计表，1907年全国各省有各级各类学校37888所，学生1024988人，到1909年，全国学生人数已经达到626720人。随着这些学生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又极大地推动了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即使在偏远的乡村，也纷纷建立起新式的学堂。加大了对西方文化的传播。

　　5、此外，新学制的颁布，新式学堂的建立，也有力地影响着中国政局的发展。在西

　　方列强的步步进攻下，中国年轻的学生们，坚定的维护着祖国的尊严，愤怒声讨帝国主义的入侵。1903年4月29日，在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500余人集会于锦辉馆，与会者愤怒声讨沙俄侵占东北的罪恶行径，并成立了拒俄义勇队，决心开赴东北，与沙俄侵略军决一死战。第二天，京师大学堂的师范生、仕学馆学生“鸣钟上课”，声讨沙俄侵略，并发表演讲，致电各省督抚和各省学堂联合起来共同斗争，号召“发大志愿，结大团体，为四万万之人请命”。1905年，京师大学堂爱国师生又搜集各种报刊资料，编印《广劝抵制美约说》一册，揭露美帝国主义迫害华工的事实，同时开列美国商品数百种，号召全国人民进行抵制美货斗争，这些都极大地打击了列强的侵略气焰，维护了中国人的尊严和中国的主权，也大大的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觉悟。

　　6、在“新学制”中，清政府还大力提倡兴办军事院校，许多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将领就出于这些学堂，这也为以后改变中国近代历史的走向打下了基础。在各种新学堂的创办过程中，革命党人趁机以兴办学堂为名，大力培养自己的实力。1905年9月，革命党人徐锡麟、陶成章等在浙江绍兴创办大通学堂，学校的学生生活完全军事化。1909年秋瑾出任监督，招收各处会党头目入学训练兵操，不少人加入了同盟会，成了革命的骨干。此外,贵州革命党人创办的寻常小学堂、乙已小学堂和光懿女子小学堂也是策划革命的秘密机关。还有安徽的旅湘公学（后改称安徽公学）、上海的健行公学、四川的永宁中学堂、济南的山左公学等都是由革命党人创办的学校，大量的具有近代军事知识和在革命思想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军人涌现了出来，而这些军人随着以后国家政治形式的发展也发挥了他们各自不同的作用，为中国革命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所以说这些学校也为辛亥革命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七）、“癸卯学制”的历史局限

　　1、半封建性、半殖民地性

　　张之洞本人就认为“西方学堂皆有宗教门，经书即中国之宗教也”，因此，“动学校不可废经书，中国虽贫弱而人心尚不至离散，以人诵经书，纲常名教礼仪廉耻之重浸灌人心，深固而不可摇动故也”，而“近来士气浮嚣，于其精意不加研求，专取其便于己私者，昌言无忌，以为煽惑人心之助，词锋所及伦理国政，任意抨弹……中国圣经贤传无理不包学堂之中，岂可舍四千年之实理，而鹜数万里外之空谈哉!”

　　在癸卯学制中强调“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才，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

　　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癸卯学制”仅仅包括女子教育于家庭教育之中，学制宣称“中国男女之辩甚谨，少

　　年女子断不宜令其结队入学”①首先一点就是《新学制》带有明显的封建制度残留的色彩。张之洞本人就

　　认为“西方学堂皆有宗教门，经书即中国之宗教也”，因此，“动学校不可废经书，中国虽贫弱而人心尚不至离散，以人诵经书，纲常名教礼仪廉耻之重浸灌人心，深固而不可摇动故也”，而“近来士气浮嚣，于其精意不加研求，专取其便于己私者，昌言无忌，以为煽惑人心之助，词锋所及伦理国政，任意抨弹……中国圣经贤传无理不包学堂之中，岂可舍四千年之实理，而鹜数万里外之空谈哉!”。视新学中的激进行为和言论为洪水猛兽。认为在学生新思想中存在着有损于清政府的统治的言论。因此，在癸卯学制中强调“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才，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针对当时已经出现的“近来少年躁妄之徒，妄谈民权自由种种”的现象，强调在蒙养院必须明白《孝经》、《四书》、《列女传》、《女诫》等书中“最切要而极明显者”，其他初等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以及高等学堂和大学堂授课中均有《讲经》一科，并把能否讲经作为选拔教员和评判学生的一个重要方面。此外，妇女在接受教育方面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恩格斯曾经说过“在每一个社会中妇女的解放程度，是一般解放的天然尺度”。妇女解放表现在许多方面，而其中受教育权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但是“癸卯学制”仅仅包括女子教育于家庭教育之中，学制宣称“中国男女之辩甚谨，少年女子断不宜令其结队入学”。因此，在新学制下，女子的教育权仍然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企图以此来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伦理纲常。

　　②半殖民地性：在规定的课程中，加入了一些“西学”课程和实业教育的内容，虽然有适应中国近代工商业发展的一面，但却有相当数量的课程不切中国实际，客观上适应了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的需要。

　　2、生搬硬套日本的学制，有许多不合中国当时实际的地方。

　　如：经费问题、师资问题、学制冗长等。“新学制”的出台，很大程度是受到了日本1900年颁布的学制的影响，可

　　以说是日本学制的一个翻版。早在1896年姚锡光就对日本的学制有了切实的考

　　察，并对一些特殊学校的设立做了说明。1901年，清政府又派罗振玉赴日本考察学务，

　　在此期间，罗振玉参观了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各级各类学校，并会见了嘉纳治王郎等日本著

　　名教育家，搜集了有关日本学校教育制度的各种章程和统计数字，这些资料又转呈给了张

　　之洞，而张又是新学制的主要制定者。但是我们说，这种盲目的模仿也造成了许多落后的

　　和不适应的现象。因此，何启早在他的《新学制篇辩》中就说:“（张之洞的）《学

　　制》篇历叙东西洋之教法、学法，谓宜取以为式，是正方学之当然，可勿置辩，然泰西之

　　各大国，学费每年常一、二万万或二、三万万元，其民籍之数仅中国十之一耳。移其制于

　　中国，则中国每年学费宜在十余万元之数。泰西之费，其中虽薄有官款，然官款无非出之

　　自民。今观中国政令，果能使其民出此重资否?即使出以极廉，省其几倍，亦须数万万

　　元”。A这就提出了在新学制实行中一个最现实、

　　最直接的问题一一经费问

　　题。此时腐朽的清政府在屡屡割地赔款，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连外债都还不清，何处拿来

　　这么一大笔巨款去支持新学制的实施呢？因此“新学制”最终实施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就如“犹不树林木而望隆栋，不作陂池而望巨鱼也”。更不用说“乡僻愚民，一闻学堂之

　　名，即视之如蛇蝎，然愚民之性质，未有不知惜费者”。B不仅仅是经费不足，在新学制

　　下培养的人才也存在极大的问题，因为许多教员是从科举制中过来的，学校教员不足时，

　　一些学校就聘请这些稍微懂得西方文化知识的人，这些长期受到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的

　　儒生，很多是“挂羊头卖狗肉”，因此他们所培养出来的学生的素质就值得我们质疑了。

　　C对日本学制模仿的另一个弊端就是学制太长，如果一个人七岁入学到通儒院读完，一共

　　需要26年的时间，标准毕业年龄到32岁，更何况有许多人不能那么早入学呢，在腐朽的

　　清王朝统治之下，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只有四十多岁，仅仅是上学时间就占去了他几乎人生

　　一半的时间，这样一来，就不能很好的发挥一个人的作用，社会的发展就受到了学制的限

　　制，这也是它的弊端之一。

　　（八）、“癸卯学制”的补充与修正

　　1、设女学

　　1907年，学部颁发《女子小学堂章程》，开放了女子初等教育，但女子初小和高小各比男子少1年，仍然不平等。由于女校必须由女教师任教，于是同时又颁发了《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女校不仅单独设立，而且管理是高度的封闭式，男性只能担任外勤工作人员，年龄须在50岁以上，在校外选址办公，非确有必要不得入校。

　　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实施中的问题，癸卯学制颁布后又作过一些补充和修正，影响最大

　　的一点是在学制中开放了“女禁”。《奏定学堂章程》对女学的限制不得人心，振兴女学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慈禧太后也不得不正视这一事实，1906年2月面谕学部，振兴女学。1907年，学部颁布《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女子小学堂章程》，开放了女子初等教育，但女子初小和高小各比男子少1年，仍然不平等。由于女校必须由女教师任教，于是同时又颁发了《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女校不仅单独设立，而且管理是高度的封闭式，男性只能担任外勤工作人员，年龄须在50岁以上，在校外选址办公，非确有必要不得入校。虽离全面开放女子学校教育相差甚远，但这是我国女子教育在学制上取得合法地位的开始。

　　2、颁布《变通初等小学堂章程》视实际情况，完全科可删课程，简易科可缩短年限。3、1909年实行中学文实分科。

　　第二节废除科举制度

　　一、1905年清政府下令：“自丙午（1906）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

　　考试亦即停止。”

　　标志着自隋朝起实行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完全

　　停止。

　　科举制的废除,解除了束缚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身上的一条枷锁,中国的人才选拔制

　　度日益与西方接轨。这也是对几千年来封建制度和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的一

　　大冲击,更大范围的扩充了人才的培养,改变了人们的知识结构,中华民族在人的现代化上

　　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期以后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日益强化的产物，它的基

　　本特征就是通过统一考试的方式来选拔官员后备队伍。科举实际上是传统教育的“指挥

　　棒”，当近代中国教育发生根本性变革时，它与旧的科举制度的矛盾必然激化。一方面，在深刻的民族危机和清王朝统治危机下，专攻儒家经史之学、靠考八股文由科举出身的旧式士大夫官僚毫无应付能力；另一方面，新式学校虽然培养出一批有实学的人才，但旧的

　　科举制度仍是八股文取士，新学人才不能与科举接轨，就没有作官的“正途”出身，必然损伤他们的学习积极性，也限制了新式学校的发展，所以，科举制度成为教育改革的一个主要障碍。然而，科举既是国家选拔官员的主要来源，又是知识分子获取功名富贵的基本途径，关系到切身利益之所在，要作变革难度极大。

　　二、1905年奏折：“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民

　　间更相率观望，私立学校者绝少，又段非公家财力所能普及，学堂绝无大兴之望”。“科

　　举不停，学校不广，士心既莫能坚定，民智复无由大开，求其进化日新难矣。故欲补救时

　　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

　　科举废除，意味着由封建王朝扶植的“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教育体系的彻底崩溃,旧式

　　学校或消亡、或改制。而对新兴的近代教育事业来说，则意味着消除了最大的障碍，各地

　　纷纷开始兴学。小学主要是利用原来的书院、义学和私塾改建。直隶（河北省）早在1901

　　年就下令将所有义学改为小学。京师将原有的八旗学校全部改为八旗高等小学堂，并相应

　　配备设置初等小学堂，保证了八旗子弟率先普及初等教育。并进行了私塾改良，将私塾分

　　等级改为简易小学、初等和高等小学堂。学部于1909年开始向全国推广。

　　除官方兴学外，私人办学也很踊跃。1898年经元善创办经正女学，是国人办的最早

　　女校之一。1898年严修聘请张伯苓在天津办学，发展成为后来著名的南开学校。张謇是

　　1895年科举状元，他放弃仕途而致力于办实业、兴教育。他于1902年创办的南通师范学

　　堂，是中国最早独立设置的师范学校。到

　　1909年，

　　全国学校总数52000多所，比1903年增加73倍，在校学生总数156.2万人，比

　　1902年增加225倍。六七年内发展到如此规模，可以说是相当巨大的成就了。

　　第三节改革教育行政体制

　　癸卯学制颁布后，涉及全国范围的各级各类学校的办学，规模大，层次多，操作复杂，加上科举的废除导致“指挥棒”效能的消失，因此迫切需要设立相应的政府机构来管理这一庞大的学校体系，清末教育行政体制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建立起来的。

　　1905年在中央建立学部，作为统辖全国教育的行政机构。1906年在各省建立提学使司，在府、厅、州县设立劝学所专管各地方教育事务。从而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统一的教育行政系统。一、中央教育行政机构的建立

　　清政府在1901年酝酿制订新学制时，就任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负责运作，但无机构。学制颁布时，又根据张之洞等人的建议，更名为总理学务大臣“以统全国学务”，下设专门、普通、实业、审订、游学、会计六处，只能算是临时设立的简单机构。为保证学

　　制颁布后兴学政策的落实，1904年《学务纲要》规定专设总理学务大臣。1905年12

　　月，清廷批准成立学部，作为统辖全国教育的中央教育行政机关。学部内分为五司，即总

　　务司、专门司、普通司、实业司、会计司，设视学官专任巡视京外学务。学部的正式官员

　　编制为

　　40人。学部的直

　　属单位还有编译图书局、京师督学局、学制调查局、教育研究所、高等教育会议所。原国

　　子监归并学部，教官一并裁撤，监生另行安排，只保留监丞一员负责孔庙管理及祭祀的有

　　关职能。1909年又颁布了《视学官章程》，规定不再设专门的视学官，而以部中人员和

　　直辖学堂管理人员充任，并将全国划为十二个视学区，每区二至三省，每三年为一视学周

　　期。

　　二、地方教育行政机构的建立学制颁布时，张之洞等人建议设立学务大臣的同时也建议各

　　省建立学务处，但只有直隶和湖北响应。科举废除后，原各省学政的主要职能不复存在。

　　1906年4月，清政府根据学部奏请，决定各省裁撤学政，改设提学使司，统辖全省学

　　务。提学使司的办公机构称学务公所，置议长一人、议绅四人，协助提学使参赞学务，并

　　接受督抚咨询。学务公所下设总务、专门、普通、实业、图书、会计六课，各课设正副课

　　长各一人，课员一至三人。整个提学使司的编制不过二三十人。

　　1906年5月，学部奏定，在各厅、州、县建立劝学所，管辖本地学务。设视学一

　　人，由省提学使委派曾出洋留学或曾习师范者担任，地方官监督办理学务。采取划分学区

　　的方式，以城关为中区，次第扩展到四方乡镇村坊，约三四千家划为一区。视学兼任学区

　　总董，每区设劝学员一人，由地方官委派品行端正、留心学务者担任。各村推举学董，负责就地筹集款项，按学部规定的程式

　　办学。至此，从中央到基层的教育行政体制遂告建立。

　　国子监位于北京安定门内国子监街（原名成贤街），是我国元、明、清三代国家管理教育的最高行政机构和国家设立的最高学府。建于元朝大德十年（公元1306年）。

　　辟雍是国子监的中心建筑，是北京“六大宫殿”之一。辟雍古制曰“天子之学”。国子监辟雍建于清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是我国现存唯一的古代“学堂”，是皇帝临雍讲学的场所。其建筑风格独特，为重檐黄琉璃瓦攒尖顶的方型殿宇。外圆内方，环以园池碧水，四座石桥能达辟雍四门。构成“辟雍泮水”之制，以喻天地方圆，传流教化之意。殿内为窿彩绘天花顶，设置龙椅、龙屏等皇家器具，以供皇帝“临雍”讲学之用。

　　一、《奏定学堂章程》“至于立学宗旨，勿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沦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才，各适实用，以仰付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这是中国近代最早规定的教育宗旨。

　　二、1906年学部颁布了“忠君”、“尊孔”、“尚公”、“尚实”、“尚武”的教育宗旨。五条之核心为“忠君”。

　　“尚公”、“尚实”、“尚武”1、针对中国之弊端：“私、弱、虚”2、尚公：爱国如家、视人如己3、尚实：学以致用，培养可农可工可商之才，下益民生、上裨国计。4、尚武：养成守纪律、养威重、刚健耐苦的体格。5、与《奏定学堂章程》立学宗旨一样，典型的中体西用。

　　在我国，1902年以前，并没有确定的全国统一的教育目的。梁启超在1902年所发表的《论教育当定宗旨》一文，首先提出了制定和贯彻全国一体的教育宗旨的必要性。在改革封建教育，建立新教育制度的潮流的推动下，清朝政府开始以国家的名义制定和颁布教育目的，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由国家制定的教育目的当始于1904年的《奏定学堂章程》。该章程规定：“至于立学宗旨，勿论何等学堂，均以忠者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知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付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这一教育目的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由国家确定和实施的教育目的。它很明显地反映了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中体西用”的方针，中学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西学以西方近代科学的知识和艺能为主，以造就国家所需要的各适实用的通才为目的。

　　1906年3月，学部针对民权思想的流行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拟订“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五项教育宗旨，经奏请朝廷认定，宣示天下。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次正式宣布的教育宗旨。宗旨的前两条为“中国政教之所固有，而亟宜发明以距异说者”，强调维护君主专制制度和儒家礼教，体现封建教育的根本性质。后三条则是“中国民质之所最缺，而亟宜铖砭以图振起者”，分别与德育、体育和智育对应，但出发点都是国家本位的。“尚公”强调国家利益和公民道德，“尚武”的目的是强兵，“尚实”的目的是使国家富强。至于对个人品质健全发展及个人生活改善的需求，这个教育宗旨根本就

　　没有顾及到，这也是中国传统封建教育的基本特点所在。同年颁布的“上谕”也明白规定：“学堂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培养通才，首

　　重德育；并以忠君、尊孔、尚武、尚实诸端定其趋向。”这些教育目的，充分体现了清末统治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基本精神，反映了清末政治经济对教育的要求。

　　本章小结

　　20世纪的最初十年，也是清王朝统治的最后十年，是中国教育由绵延数千年的古代传统教育被近代教育所取代的时期。尽管这个时期过于姗姗来迟，而且仍然保留了封建教育的许多阵地，但是毕竟建立起近代学制和教育行政体制，新的课程、教学和管理制度，从而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地位。不过，封建专制的清王朝不可能使教育全面走向近代化，这一过程要到后来的民国时期才最终完成。

篇九：清朝新政教育改革

　　清末新政的教育改革

　　内容摘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改革试图保留自己的基业，这些措施虽然是在腐朽的清政府的领导下进行的，但对中国的影响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尤其是教育改革措施，学制的颁布，科举的废除，教育体制的变更对20世纪的中国的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铺垫的作用。关键词:新政一、教育改革的背景19世纪末，正当日本和欧洲列强为瓜分中国而矛盾重重的时候，美国抛出了“门户开放”政策，被大多数国家接受，为了达到加速瓜分中国，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协调，旨在最终完全瓜分中国。于是在新世纪的第一年，八国联军大举进攻，天津北京相继沦陷，最终通过签订《辛丑条约》，才撤出中国。此时各列强的势力范围已经到达了最广泛的程度，中国几乎一半的土地都沦为了列强的势力范围。他们主要的行动在于对中国矿山，铁路的争夺，外国在华的投资也大大的发展起来。事实上他们通过《辛丑条约》来控制中国，主宰中国。据统计“甲午战争之前，帝国主义在华投资总不过二三亿美元，但是在实施新政的那天达到了1.5亿美元。”列强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也控制了晚清政府。为此，1901年1月29号，慈禧太后以光绪的名义在西安颁布了“预约变法”的上谕，承认了“世有万古不变之常，无一成不变之治法”，并且指令“各个部门，各举所知，各抒所见”。事实教育改革学制

　　上揭开了新政的序幕。事实上作为清政府的实际统治者，慈禧的心态的变化对本次的新政的事实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历经庚子之变,慈禧深切地感到自己的权力和地位面临着威胁,同时出于对造成庚子之变的愧疚心理,希望振兴国家以及迎合列强巩固政权等方面的原因,于是决定实行新政。慈禧心态的变化,成为清末新政启动的契机。”1901年4月，清政府成立了督办政府处，作为督化“新政”的机构，命李鸿章、荣禄等6人为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遥为参预。从此逐步推出“新政”，事实上主要包括改革管制，改革兵制，改革学制，奖励工商四个大的方面，本篇只对改革学制的内容以及教育当中其他的内容进行探讨。二、教育改革的主要内容1.清末学制的建立1902年在管学大臣张百熙的主持下拟定了一系列的文件，这些文件被合称为《钦定学堂章程》，因为该年使壬寅年，所以被称为“壬寅学制”，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个中央政府名义制定的学制，具体规定了各级各类学堂的性质，培养目标，入学条件，在学年限，课程设置和相互的衔接关系。学制主系分为三段7级。第一段为初等教育，包括蒙学堂4年，寻常小学堂3年。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设中学堂4年。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分为三级，高等学堂，大学堂和大学院。由于“壬寅学制”颁布以后，受到了众人的怀疑，所以事实上并没有得到实施。1903年“学堂为当今第一要务，张之洞为当今第一通晓教务

　　之人”奏请会同商办学务。其实之所“壬寅学制”会流产不但是制定学制仓促的原因，更多的是当时的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所以必须调和出一个让大数人比较满意的学制。事实上可以这么说，这个学制夭折了，它没有多久就被“癸卯学制”取代了。1904年1月，清政府又颁布了一系列的文件，统称为《奏定学堂章程》，又称为“癸卯学制”，该学制是第一个得到实施的全国法定学制系统，最为简单和中肯的评价是“它比壬寅学制更完备，更系统”。这两个学制虽然本身没有取得多大的成果，但是它对未来的作用比实践的作用大的多，这两个学制在中国学制中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而有人认为是承前启后的作用，我个人认为是不太恰当的，因为中国古代事实上没有这样行性质的学制。该学制已经是当前我们学制的一个雏形。当然它也包含了一些封建性的因素。2.废科举、兴学堂从维新变法中提到废科举到1903年袁世凯、张之洞联名奏请递减科举中额。1905年8月,袁世凯再次领衔与张之洞等联名上奏,奏请立停科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到1906年科举才被真正废止。这样，1000年一直在历史的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的科举制，将退出历史的舞台。科学从议废到实废，仅用了两年左右的时间，有力的配合了学制颁布后兴学政策的落实。从1906年到1909年短短的3年间，兴起了办学的高潮，以下是一个具体的数据，以小学堂为例

　　学校类别

　　学校数目学生数

　　初等小学堂44558

　　1170852

　　中等小学堂3487高等小学堂2038

　　199018111519

　　表1909年全国（不含京师）小学堂学校数和学生数（数据来源：中国教育史）虽然科举制的废止并不是一件全是利的影响，厦门大学郑若玲就指出它的弊端使得教育的普及失去了一个制度上的保证，并且造成了新式贵族教育的倾向我十分同意她的观点，并且她认为总的来说它开辟了现代教育之路，这一点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

　　改革教育行政体制、拟定教育宗旨

　　废除科举以后，为了适应教育形式新的变化，加强教育管理，清政府又制定了教育行政体制进行了改革。1905年12月，成立学部，将原来的国子监并入。学部内分为5司12科。另外还要编译图书局，京师督学馆。在地方上也作出了相应的改革。于是形成了一套新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全新的体制。这个体制对兴办学堂的落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06年3月，学部针对民权思想的流行，拟定了“忠君，尊孔，尚公，

　　尚武，尚实”五项教育宗旨，这是中国第一次正式宣布的教育宗旨。“忠君”很明显的表明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尊孔”事实上已经不是尊孔夫子，而是遵守当时的那套伦理，“尚公”就是爱国，不要再搞义和团那种事。“尚武”就是体育教育，当时主要军国主义，“尚实”是指学科学。这是中国近代史第一次提出德智体美劳四育并举的教育宗旨，对日后的教育目标的模式起到了重大的影响三．对教育改革的评价对清末新政这场运动，尤其是教育改革运动总的来说还缺乏客观的评价。事实上维变法不过百人，并且变法失败以后只有京师大学堂保留下来。而这次清末的新政运动历时将近10年，却被人放在一个比维新变法运动还要低的位置，我觉得是不够客观的。本次教育改革不仅对民国学制的建立，学校的发展，人才的培养等起到了巨大的铺垫作用，这两个学制的颁布虽然过去100多年了，但是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学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高校，职业教育，师范教育等在随后如雨后春笋在全国各个地方开展起来。科举制的废除，新学堂的建立，大批的留学生出访对中国教育的影响都是极为深远的。虽然本次运动被看成清朝的回光返照，但它依旧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篇十：清朝新政教育改革

　　论清末新政中的教育改革

　　一、制定学制中国传统教育实施的场所为各地书院、县学、乡学，但这些学校都是一段制的，学习的目的是为应科举考试，而全国没有一个系统的学制系统，近代意义上的学制是伴随着新学堂的兴起而建立的。为了学习西方的需要，从1862的京师同文馆的兴办为始，各地新式学堂日益增加，1898年维新变法中的光绪帝发布上谕：“即将各省府厅州县现在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至于学校等级，自应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郡城之书院为中等学，州县之书院为小学。”[4](504)但维新失败后，书院改学堂的计划也随之破产，然而新式学堂的迅速发展已是大势所趋。二十世纪初,“教育救国”已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张之洞、刘坤一在《筹议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中指出：“窃谓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不弱于兵而弱于志气。人才之贫，由于见闻不广、学业不实；志气之弱，由于苟安者无覆危救亡之远谋，自足者无发愤好学之果力，保邦致治，非人无由。”[1](47-48)为此，必须将书院改为学堂，“今日书院积习过深……必须正其名曰学，乃可鼓舞人心，涤除习气。”[1](55)他还提出了改学堂的办法：在州县设小学校及高等小学校，府设中学校，省城设高等学校，高等学校毕业后，送入京师大学校，并详细的规定了各学校的入学年龄、学习科目、学习年限、主管机关及学生毕业的身份授予等一系列制度，并参酌东西学制，将学科分为七大门类即经学、格致学、兵学、农学、政治学、史学、工学。这样，在学院改学堂的过程中，就提出了完整的学制系统。

　　清政府接受建议，于1901年9月下令将各地的书院分别改为大中小学堂：“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著将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5](418-419)并于1902年1月任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将学堂一切事宜，责成经理，务期端正趋向，造就通才，明体达用，庶收得人之效。应如何核定章程，并著悉心妥议，随时具奏。”[5](486)这样，张百熙就肩负起制定一个全国学制系统的任务。

　　1902年8月张百熙上呈其主持制定的《学堂章程》，“臣此次所拟章程，谨上溯古制，参考列邦，拟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并《考选入学章程》，暨颁发各省之《高等学堂、中学堂、小学堂章程》各一份。又蒙养学堂为小学始基，前奉谕旨令各省举办，谨再拟《蒙学堂章程》一份，共六件，一并开呈御览，恭候钦定颁

　　行。”[1](196)是为《壬寅学制》，《中国教育史资料》详备地整理出该学制的各个文件，从中可知，该学制详细地规定了各级各类学堂的目标、性质、年限、入学条件、课程设置及相互衔接关系。从纵向看，该学制分为三段七级，第一阶段为初等教育，分三级：蒙养学堂、寻常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只有中学堂一级；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又分为三级，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大学堂和大学院。从横向上看，在普通教育系统外，还附属有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两个旁系。

　　《壬寅学制》是我国近代正式公布的第一个学制，但由于不够完善及清廷内部复杂的权力斗争不久即重订，被张之洞所订的《癸卯学制》取代。“京师大学堂为学术人才根本，关系重要，著即派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

　　庆将现办大学堂章程一切事宜，再行切实商订；并将各省学堂章程，一律厘定。”[1](19)近代以来，张之洞对教育较早关注，从1895年提出兴办新式学堂开始，到1904年制定癸卯学制的10年间，他一直结合自己办学实践研究中国学制问题。1904年1月张之洞进呈《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从《近代教育史资料》看，《奏定学堂章程》包括《学务纲要》，《大学堂章程》等22个文件，是一个较为完善的学制系统。该学制在纵向上分为三段七级，第一阶段为初等教育，中分蒙养院、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三级；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只有中学堂一级；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中分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大学堂、通儒院三级；在横向上，与《壬寅学制》不同的是：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已从普通教育中独立了出来，并与普通教育一样有详细的章程可循。

　　《癸卯学制》的颁布，标志着我国近代学制系统正式建立，使我国的教育从古典向近代转型，并奠定了教育现代化的基础。

　　二、废除科举近代以来，在教育领域科举考试深受世人所诟病，要求对其改革的言论不绝于耳。戊戌维新时期，曾经废除八股，改试策论，但政变后八股取士死灰复燃。1901年清“新政”后，再一次以策论取代八股士，但仅从考试内容上的变革无法满足社会对各种人才的需要，“现行科举章程，本是沿袭前明旧制。承平之世，其人才尚足以佑冶安民。今日国蹙患深，才乏文敝；若非改弦易辙，何以拯此艰危！”[1](48)尤其是科举已成为新式教育发展的障碍：一、阻碍新式学堂办学经费的筹措，“至今各省学堂仍未能多设者，经费难筹之累也。公款有限，全赖民间筹捐。然经费所

　　以不能捐集者，由科举未停，天下士林谓朝廷之意并未专重学堂也。然则科举若不变通裁减，则人情不免观望，绅富孰肯筹捐经费断不能筹，学堂断不能多。”二、仕林寄侥幸于科举而不入新式学堂，“入学堂者恃有科举一途为退步，既不肯专心向学，且不肯恪守学规。?r科举文字，每多剽窃；学堂功课，务在实修。科举止凭一日之短长，学堂必尽累年之研究；科举但取词章，其品谊无从考见；学堂兼重行检，其心术尤可灼知。彼此相衡，难易迥别，人情莫不避难而就易。”[1](60)因此，“故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先停科举始。”[1](64)

　　科举的废除经过渐停到立停两个阶段。1901年张之洞、刘坤一在《筹议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中指出：“将科举略改旧章，令与学堂并行不悖，以期两无偏废；俟学堂人才渐多，即按科递减科举取士之额，为学堂取士之额。”[1](56)这是递减科举名额的最早议论。1904年，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在上《奏定学堂章程》时，另上了一个《奏请逐减科举注重学堂折》，“乡会试中额，请自下届丙午科起，每科分减中额三分之一。俟末一科中额减尽以后，既停止乡会试。”[1](61)照此办理，十年后科举废除，这一建议得到清廷的批准。然而日俄战争以日本获胜加速了这一进程，1905年8月，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等奏请立停科举，“就目前而论，纵使科举立停，学堂遍设，亦必须十数年后，人才始盛。如再迟至十年，甫停科举，学堂有迁延之势，人才非急切可成，又必须二十余年后，始得多士之用。”“近数年来，各国?S我为维新，劝我变法，每疑我拘牵旧习，讥我首鼠两端。群怀不信之心，未约轻侮之意，转瞬日俄和议一定，中国大局益危，斯时必有殊常之举动，方足化群疑而消积

　　愤。”[1](63)于是清政府在该年9月2日发布上谕“著即自丙午科为始，

　　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1](66)

　　科举制的废除进一步扫除了新式教育发展的障碍，解除了钳制人

　　们思想最重的一道枷锁。从此，西方思想在中国源源不断的传播开来，科

　　举制的废除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三、设立新的教育行政机构传统教育的目的是为封建政府培养官员，

　　这就决定了教育从

　　属于行政，教育机关附属于其它行政机关。反映在体制上：在中央，教育行政归属于礼部和国子监，礼部的仪制清吏司管理学校、科举等事务，国子监为全国最高学府，名义上兼管学校，但其范围仅限于国学和乡学，且对科举毫无过问之权。在地方，各省的学政掌管学校，学政由进士出身的侍郎、京堂、翰林、科道及部属等官简充，三年一任，具有兼职的性质。在府、州、县则设儒学，各级儒学教官主要负责科举岁考。这种以科举为中心的管理体制在传统教育下还能够维持，但是随着新学堂的增多，特别是新的学制系统的颁布与科举的废除，它完全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另一方面，蓬勃发展的教育事业又迫切需要一个统一的机构来管理，1905年《政务处奏请特设学部》折中：“窃谓此后普及教育，日推日广，则学堂之统系，愈重愈繁，欲令全国学制画一整齐”，“必须有一总汇之区，始足以期日臻进步。拟请饬下政务处，公议速行设立学部。”[1](274)在此情况下，清政府开始对教育行政机构进行改革，清的机构改革包括中央和地方两个层次。

　　(一)中央设立学部。在设立学部之前，清政府曾对教育管理体制进行

　　过探索。1902年任命张百熙为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并兼管全国学务，

　　但因其本身事务繁杂，兼管互有影响。因此，清政府于1904年1月专设

　　学务大臣，统辖全国学务，其职责为“整饬各省学堂，编订学制，考察学

　　规，审定专门、普通、实业教科书，任用教员，选录毕业生，综核各学堂

　　经费及一切有关教育之事。”[1](219)在总理学务之下设六处属官，即专

　　门处、普通处、实业处、审订处、游学处、会计处。学务大臣的设立是中国

　　近代设立独立教育主管部门的开始。1905年12月，清政府正式设立学部，序列在礼部之前。学部设尚

　　书一名，左右侍郎各一名，均为政务官。尚书、侍郎之下设立各项事务官，左右丞各一名，左右参议各一名。下设总务、专门、普通、实业、会计共五司，各司设郎中一名，各司分科，科设员外郎，科下设主事。各部门构成如下，总务司设机要、案牍、审订三科，专门司设专门教务和专门庶务两科，普通司设师范教育、中等教育、小学教育三科，实业司设实业教务和实业庶务两科，会计司设度支和建筑两科。另设一司务厅，设司员两员，学部编制为5司1厅12

　　科。[1](277-280)另外与五司并行的还有视学官，编译图书局，学制调查局和京师学务局等专门机构。视学官是参照日本文部省建立的，专任巡视京外学务，在新教育发展初期，视学官的设立无疑对地方教育发展起了很大推动作用。学部还设有研究性的学术机构，即教育研究所和中央教育会议，这是我国建立教育咨询机构的开始，这有利于管理的科学化。(二)地方省设提学使，府州县设劝学所。与在中央设立学务大臣时配套，省级设学务处，“各省府厅州县遍设学堂，亦须有一总汇之处以资管辖，宜于省城各设学务处一所，由督抚选派通晓教育之员总理全省学务，并派讲求教育之正绅参议学务。”[1](219)学务处这一建制是建立省级教育行政机构的开始。在中央学部建立后，1906年4月，清廷发布上谕：“各省改设提学使司一员，统辖全省学务，归督抚节制。”[1](282)这标志着省级教育行政机关正式

　　建立。提学使司设提学使一员，提学使司下设学务公所，为提学使及其所属职员的办公机关，学务会所设议长一人，议绅四人，辅助提学使参划学务，并备督抚咨询。学务公所下设六科即总务科、专门科、普通科、实业科、图书科、会计科，各科专司其责，与学部视学官对应，提学使下设省视学，巡视各府厅州县学务。

　　厅、州、县设劝学所为教育主管机关，其任务是：“按定区域，劝办小学，以期逐渐推广普及教育。”[1](286)劝学所设学务总董一名，由县视学兼任，下设劝学员，各村设学堂董事，协同劝学员在本村劝学兴学。劝学所成为推动基层教育发展的主力军。

　　学部、提学使司、劝学所这一从中央到地方的三级教育行政管理体制的建立打破了旧的管理体制，适应了新的教育形势的发展，虽然这个新的体制还有不完善的地方，但总体上具有进步意义。

　　结语《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涵盖面非常丰富，笔者仅抽取其关于清末新政中的一段来考察清末教育方面的改革，从中可以看出：二十世纪初的清政府对传统的教育进行了从形式到内容的一系列改革，虽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挽救其统治，改革中也有诸多不完善，但从整个中国教育进程来看，是顺应了历史发展趋势，应该值得肯定。

篇十一：清朝新政教育改革

　清末新政时期教育改革及启示

　　摘要：20世纪初期，随着义和团的排外运动和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大举侵略，清朝统治者深感政权统治的危机，被迫宣布实行新政，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自上而下地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开始了为期十年的清末新政。其中教育改革是清末新政中最富有积极意义的一项内容，清政府在教育改革中废除了科举制,兴办了大量的新式学堂,颁布了新的学制,健全了教育行政机构,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对后来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清末的教育改革并没有脱离”中体西用”的原则,并且改革滞缓,当然也没有挽救其灭亡的命运。

　　关键词：清末新政教育改革现代启示一、清末教育新政实施的背景

　　1.王朝统治危机加深。这是清王朝实行新政的根本原因。义和团的排外行动以及其后的八国联军侵华，使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王朝深感统治危机，被迫实行新政。清政府实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使教育能够跟上时代步伐，对内满足国民对新式教育的需求、缓和阶级矛盾，对外希望培育新式人才以维护帝国的封建统治。

　　2.戊戌变法的影响。资产阶级维新派在光绪帝的支持下制定了一系列法令，教育领域改革的内容包括改革科举制、设立京师大学堂、各地广开新学堂等。戊戌变法虽然持续时间比较短，但其教育改革在社会中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各种学堂的建立大大改变了人们传统的思想意识。这一时期的教育改革处于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为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既提供了理论上的借鉴又为其提供了实践上的借鉴，为晚清新政的教育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日本教育改革成功的影响。日本明治维新实行教育改革之后，日本近代教育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日本建立了完善的资产阶级教育体系，日本教育近代化迅速发展，并挤入世界一流国家之列。中国与日本同处东亚，国情相似，文化相似，日本教育改革的成功成为清末新政教育改革的范本和重要借鉴，晚清统治者便以日本学制为蓝本制定了壬寅癸卯学制。日本教育改革成功的经验，对晚清教育改革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二、清末教育改革的内容

　　1.制定壬寅癸卯学制。中国近代以来，各种新式学校在西方教育思想的影响下先后建立起来，但是由于缺乏一个系统体系的指导，各自之间相互独立、互不衔接、各自为政，因此，建立一个系统的学制体系成为教育改革面临的重要问题。1902年，学务大臣张百熙拟定了一系列的学校章程，统称为《钦定学堂章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国家颁布的适用于全国的法定学制系统。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得以实施。1903年，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在“壬寅学制”的基础上重新拟定了学制系统文件，并于1904年1月公布，统称《奏定学堂章程》，并由清政府颁布实施。

　　2.废科举与兴学堂。20世纪初，传统科举制下的人才培养与选拔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甚至成为新式学校发展的阻碍，科举制的废除就水到渠成了。首先，清政府废除八股，改试策论，更具现实意义的政治、外交、法律、机械等内容出现在科举考试中；其次，清政府逐步缩减科举取士的名额，这是为改革科举并最终废除科举制度所做的程序准备；最后，1905年9月2日，光绪帝上谕：“著即丙午科为使，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自此，在中国实行了1300年的科举制正式废除，促进了中国近代新式学校的建立和发展。

　　3.建立教育行政机构。1905年12月，清政府正式决定设立学部，专管全国教育，将国子监裁撤并入学部。从此，适应新教育发展的教育行政机关不仅独立运行，也标志着中国教育管理制度开始走上近代化的道路。

　　4.颁布教育宗旨。1906年4月，学部奏请以“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为教育宗旨，第一次以政府法令的形式将教育宗旨确定下来。这一教育宗旨的颁布，加强了对各级各类教育的导向作用，规范了教育领域各项内容的发展。三、清末教育改革的启示

　　1.要处理好外来文化和本国文化的关系。借鉴他人的优秀成果是好的，能够弥补自身不足的一面，但必须处理好外来文化与本国文化的关系，死搬硬套只会导致本国教育表象的发展，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进步。

　　2.教育改革必须在思想层面有深层次的认识。在当时，西方的教育理念相比于传统的教育理念是进步的，所以必须向西方学习，弥补自身的不足；而当今中国的教育改革必须有自己的教育定位，即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来培养我们所需要的人才，在此基础上变革教育中不适应时代的地方，才能真正促进教育的发展和进步。参考文献[1]曲铁华新编中国教育史[M].吉林,东北师范大学,2011。[2]曲铁华中国教育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3]张瑞璠王承绪中外教育比较史纲（古代卷）[M].山东,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4]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料（下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5]郑丽琴清末新政教育改革评价及其现代启示[J].科教文汇,2009,11。[6]孙佳梅浅论清末新政中的教育改革[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7]黄加文论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及其影响[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

篇十二：清朝新政教育改革

　评述清末改革之清末新政关键词：清末新政改革中国现代化进程失败经验教训

　　清朝末期，清政府的封建专制统治风雨飘摇，内有农民的不断反抗，外有西方列强的侵略与压迫。

　　在内忧外患之际，清政府也做了一些“挣扎”即清末改革，主要包括：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

　　政。下面以清末新政为例，评述一下清末的改革。

　　清末新政是晚清政府继洋务运动、维新变法之后，在最后十年进行的自上而下的全方位的改革运

　　动，它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清末新政最终以清朝的灭亡而告终，其经验和教训都是值得我们思

　　考和借鉴的。

　　清末新政是中国早期现代化历史发展的必然

　　清政府近代以来所实行的每一次变革，大多是在国家经历了外来侵略、民族面临危机的背景下所

　　做出的被动反应。主要目的当然是为了生存与自救，但也正是如此推动了清政府自觉不自觉地进行现

　　代化的尝试和努力，也才有了洋务运动、维新变法、清末新政这三次一浪高过一浪的改革，因此，清

　　末新政是中国早期现代化历史发展的必然。

　　1901年1月29日，清廷发布了变法改革的谕旨“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故，

　　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内悉条以

　　闻”。[1]这份诏书实际是清政府全面推行变法新政的宣言书和动员令。

　　(一)从清末新政的内容看其对中国现代化的推动

　　新政改革涵盖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方面的改革。在政治制度层面，

　　从“改官制”扩展到“预备立宪”，并探索建立现代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在经济制度层面，从奖励农

　　工商业扩展到试图确立以个人为本位的财产权制度；在军事制度层面，从编练新军扩展到确立现代军

　　制；在文教制度层面，从建立学堂、废除科举扩展到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可谓是一场全方位的变革运

　　动。

　　1.政治改革：前期主要是整顿吏治，裁撤合并中央和地方一些旧有机构，同时创立商部、学

　　部，改总理衙门为外交部等。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遂开始着手政治体制改革。厘定中央官

　　制，确立司法独立和自治原则，设资政院、咨议局，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制定一系列新的法规等。

　　政治改革最为突出的一点是开始了君主立宪的实践，开始由君主专制制度向现代政治迈步。清末新政

　　改革确定了君主立宪制的改革方向。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宪法大纲，尽管君主仍有很大权力，但

　　也提出了司法、行政、立法的分立问题；设立了资政院、咨议局，作为成立正式国会的准备；确立了

　　司法独立的原则；筹建各级审判厅，实行州县、城镇地方自治，这些改革尽管很不彻底，但都是对原

　　有的封建专制制度的改造，是中国政治近代化的重要一步。

　　经济改革：设商部，其地位仅次于外交部。可见清王朝对振兴工商业的重视。制定商

　　律，颁行了一系列商法，保护工商业的社会地位。虽然大多流于形式，但它毕竟符合资本主义日益

　　发展的客观要求。奖励工商业者多属官样文章，但提高了工商业者的地位，有助于民族工商业的发

　　展。劝办商会，根据商会颁行的《商会简明章程》，“全国凡商务繁庶之区，无论是否省会，均

　　应设立商务总会，商务稍次之地则设立分会，各分会分别隶属本省总会。”据不完全统计，清政十

　　年全国共设商务总会23处，分会733处，遍布全国24个省。[2]

　　“正是有了商会，才使资产阶级有组织地参与社会重大政治改革运动”，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推动经济的发展。这一系列积极改革措施，受到资产阶级的热烈欢迎，投资实业热潮兴起，这一热潮成为推动早期现代化过程的强劲动力。新政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空前发展。

　　从1902年，清廷连降谕旨，采取措施，大力发展工矿、铁路，并取得显著成效。民间投资超过了洋务运动30年的国家投资总额。在冶矿业方面，从1872——1911年40年共投资4100万元，而1905年——1909年的5年间投资共近1600万元。铁路方面，1895年仅400公里，至1911年已达9600公里。这一时期可谓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

　　3.教育改革：其内容是停科举，设学堂，奖游学，采用现代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科举制的废除加速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演进，“代表着中国与过去一刀两断”。“使整个社会失去了特有制度体系。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对中国社会所带来的深远影响不亚于一场革命。”实行现代学制，兴办新式学堂，使新政时期学生数量激增。自1901年，不断下诏令各省派学生出国游学，而且公费鼓励，还派宗室八旗子弟出国留学，“广为造就”“图治育大”[3]当时主要去往日本留学，因为“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访行”。[4]当然，清政府教育改革的本意在于因应时势，培养既忠于朝廷又懂得西方的后补官员，但是留学的学生系统地接受了当时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先进成果，不再是主张开明专制、预备立宪，而是倡导民主共和，他们成为20世纪中国革命的骨干力量，成为辛亥革命的主力军，推动了中国社会民主化的进程。

　　4.军事改革：改革兵制，1901年清廷下谕停止武举，淘汰绿营，编练新军，制定新军军制，设立各种军事学堂，派遣留学生赴外学习军事以培养新型军事人才，新军是清政府为镇压人民的反抗而建立的然而新军的相当多部分以后逐渐被革命党人所掌握，成为辛亥革命的主力军。新军成为一支反清力量，是清朝统治者始料未及的。制定新军军制，成为现代军队的雏形。创立军事学堂及派留学生学习军事造就了一批具有现代科学技术和民族意识的队伍。

　　5.其次，清末新政还涉及社会习俗的改革，像准许满汉通婚，禁止妇女缠足，严禁鸦片等都取得部分成效。

　　从清末新政改革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这一场改革是符合生产力和化发展要求、适应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反映了历史的进步性。从变革的时效来看，它取得的改革成就超过了以往的历次改革。在新政的十多年时间中，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显著变化。虽然因辛亥革命的爆发而夭折，但由于这次改革发生在中国现代化历程已启动的时期，所以新政一开始就不自觉地纳入现代化的运行轨道，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二)清末新政的失败清末新政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而中断，清政府又一次现代化的努力以失败而告终，半个世纪以来，清政府自上而下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大转轨最终没有成功。究其失败的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新政本质是借改革欺骗人民，挽救其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因此，改革破产是必然的结果。第二：国家政权的强弱是引导社会变革的决定因素。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获得各阶层普遍支持的、高效的中央政权是现代化获得成功的前提和保证，而强有力的政权在某种程度上则更多依赖一个具有现

　　代意识的、高效的、强有力的现代化领导核心。而20世纪初的清政府，已是一个权威丧失、中央政权软弱的领导班子，无力领导这一变革。清末新政的前期领导者是慈禧，后期是载沣，这些传统统治者目光短浅，因循守旧，缺乏现代化的强烈意识。慈禧关心的是个人权势和地位，没有推动中国走上现代化的任何意识。她之所以主持新政，“不过是对于国内不满的搪塞，贿赂和对于外国无力的软弱屈服”。而载沣因其“施政寡术，用人无力”，在新政推动中，犯下一系列重大错误，导致满汉之间、朝官与疆吏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尖锐，引发统治集团内部大分裂，使得清政府的政权合力遭到极大削弱，决定了晚清政权不仅无力领导清末这一全面的现代化变革，而且势必走向崩溃。

　　第三：统治者延误了现代化变革的时机是清末新政失败的又一原因。现代化的历史经验表明，现代化后起国家，起步越晚，形势越复杂。由于清政府一味坚持君主专制和皇族集权，把近代化特别是政治近代化的任务一直拖到20世纪初，此时，国际国内形势极其复杂，决定了新政一旦推行，便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最终导致失败。

　　20世纪初的中国已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王朝沦为洋人的朝廷，权威扫地，政治资源丧失殆尽，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后的庚子赔款，造成清政府沉重的财政负担，无力支撑新政的需要，只好增加苛捐杂税，盘剥人民，结果招致人民对新政的不满，引发普遍的反清斗争，使支持现代化变革所需的社会认同无法形成。新政期间，此起彼伏的民变与声浪日隆的反清革命给新政笼罩上了挥之不去的阴影。

　　第四：另外，此时的世界形势大大加剧了清末新政改革的风险。这一时期，壮大了的资产阶级受西方各种现代化方案学说的影响，形成了不同的政治派别，并从各自的利益出发提出不同的宪政改革方案。他们对政治现代化的要求越来越高，革命派鼓吹民主共和，立宪派则要求君主立宪，与清政府开明的君主专制形成尖锐的对立和冲突。面临危局，清政府却不能审时度势，调整政策，作出让步，与拥有广泛社会基础的立宪派合作，扩大其政权基础，反而在筹备立宪的每个环节上与立宪派冲突抵触，最终使本来在一定程度上想支持清廷的立宪派与其决裂，转向革命，加速了清末立宪的失败。

　　综上所述，清末新政的改革是近代中国社会新旧变迁的重要环节，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近代化改革运动，它对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了重要作用，尽管，新政措施中有不少是其迫于形势对资产阶级作出的让步，但客观上为中国资本主义文化，教育，近代军事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其进步意义是勿庸置疑的。在近代中国这一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清政府主持的“新政”这一现代化的尝试，为的是挽救和维护自己的统治，但是推行的结果不但没起到维护自己统治的目的，反而动摇了封建统治的基础，培养造就了异己的社会力量，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

　　(三)经验与教训“改革的时代需要改革的历史学，正如革命的时代需要革命的历史学一样。”[5]清末新政是上个世纪大变革时代的政治革新运动，它与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的体制改革虽然有本质上的不同，但作为力图在保持原有政治秩序连续性条件下的同种政治变迁的方式，二者必然在某些方面具有一致性。理论的反思服务于现实的实践，任何脱离实践的理论都是站不住脚的。对清末新政进行重新思考与分析，其终极目的莫过于希望在考察当时的改革者们为解决他们所面临的矛盾所进行的各种尝试中，获得某种有益的启迪，从而为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现代化改革提供良好的理论与政策指导。清末新政的经验和教训，在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依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借鉴但当时的三权分立原则之权利的制衡，在我国当今要司法独立，全国人大立法，国务院管理行政事务，达到相互监督，是行政机制有效运行；在经济改革方面，重视三大产业大发展，农业、工业、商业协调进步，共同发展，不能重农抑商，亦不能重商轻农；在教育方面：要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不可一尊独大，要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科学技术，然而自己也要勇于创新，实现思想大进步，文化大发展。在军事方面：巩固国防，加强中国的国防建设，不但要有高素质的军队，而且要有先进的武器装备，等等。

　　所以我们要以史为鉴，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从而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保证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